记录钱钟书先生的最后瞬间 

韩松 

1998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详细报道钱钟书先生的任务。我即与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办联系。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人。我赶紧呼平时联系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孙海泉的同志回的电话。

他说：“唉呀，你快来吧，我们也正在商量这两天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一个弘扬钱钟书精神的长篇通讯呢。你打个车来，一点半就要向遗体告别了。”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一看表，这时已经一点了。我马上赶到北京医院告别室。门口有几个港台记者被拦住了，不让进。看样子，国内记者就我一人。

这很可能是一次独家报道。 

孙海泉说：“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访很困难，杨绛不同意采访。” 

钱钟书要求丧事从简，现场没有挽联，没放哀乐，也没有几个前来告别的人。钱先生的外孙在忙着拍照；还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几分钟后，李铁映来了，然后杨绛也来了。他们说了一些话。 

我想采访杨绛，哪怕请她说一句话，但是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看样子对方的心情也不允许。 

我问了一下殡仪工有关情况。这位姓刘的大爷谈了对钱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名人，写了很多书，他看过电视剧《围城》。 

名人的后事办得这么简单，很少见，他很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说出这么一些关于一位大学者的肺腑之言，我觉得很有价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包括灵堂陈设，钱先生的形象，人们的神态动作，尤其是杨绛的一举一动。 

两点钟，一辆丰田旅行车载着钱先生的灵柩出发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着去，他们同意了，并让我搭乘王忍之的车。 

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来，他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挚。 

王忍之谈到了他来社科院四年中，与钱钟书的交往和印象。他说他自己没有水平评价钱先生的学术，但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淡泊、亲切、不求名利的人。 

他还谈到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钱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个星期前才出现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身份来的。他说，他是以钱先生朋友的身份来的。惟其如此，杨绛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来，的确不容易。后来听说，钱钟书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的电话，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没有消息”。 

王忍之说话时，我没有记笔记，而是把一切记在脑子里。 

一边谈，我一边注意前面的灵车。能看见司机后面杨绛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终没有回头看躺在身后的钱钟书。 

一路上，车子也跟任何一辆普通车一样，遇到红灯就停下来等待，车速只比其他车稍慢一点，没有市民注意这辆车。 

我们后面，跟着港台记者的一辆车。在北京医院，他们虽然没能进去，但在马路对面，用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拍摄。李铁映来，杨绛来，王忍之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的车，我心里想，作为新华社记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出去，并且报道好。 

采访受阻 

车子开了40分钟，到八宝山。火化的事情没有对钱钟书的同学、朋友、学生发任何通知。来送行的，除了亲属，其他人大都是打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这中间有人民日报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禀报”，通过传话，才“放”进灵堂来的。 

钱钟书的遗嘱说，只希望二三亲属送行。不过，在场的还是超过了20人。到八宝山来的，还有胡绳，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现场没有看见港台记者。我想他们一定被坚固地封锁在外面了。 

国内记者好像也没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钱钟书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为他治病，刚才一直搀扶着杨绛。 

我说：“听说您是钱先生的医生。” 

她说：“是。但我今天是以钱先生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新华社的。她脸色微变，径直走到一个剃着平头的彪形大汉面前，说：“他是记者。”那人也不客气，连搡带推把我拽到灵堂外面。 

他审视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来采访的。” 

他严厉地说：“什么记者也不行。你们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今天不让采访。你马上走!” 

说着堵在门口。又上来另一个人往外推我。 

这时，我看见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来解了围。 

但采访杨绛的企图却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让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记录在脑海里。 

近年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曾试图采访钱钟书和杨绛，但都被拒绝了。 

火化还要等一会儿。现场很感人。杨绛两次从座位上起来，扶着棺沿细细打量丈夫。神态和身体语言都耐人寻味。 

杨绛的坚强留给在场的人很深的印象。钱钟书和杨绛惟一的女儿去年也去世了。 

还有胡绳，他和杨绛默默坐在一起，两个显得十分衰老的人，无言地让人们拍照。这些，都是比谈话更感人的细节。但因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没有能写进去。 

在报道中，我没有提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衔，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学术大师”。 

后来我只跟钱钟书的一位“学生的学生”聊了一小会。她也很烦记者的样子。这些人都继承了钱先生的品行，不愿与媒体打交道，并以沉默来维护钱先生最后的片刻安静。 

火化时，大家都到了炉边。这时，胡绳、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 

工人先把放在钱钟书头边的几张发票一样的单子拿起来看了看，大概是确认一下。然后把棺椁停在一边，先打开炉道，从里面拉出前面刚烧过的一具尸体，把骨灰铲进一个筐里，然后叫大家退后，他则用一块白布使劲扑打尸床上的余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来，并开始抱怨。我注意观察杨绛，发现她没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着工人干活。有人一直扶着她。 

然后轮到钱钟书了。炉门关上时，我真切地感到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杨绛没有看火化炉。她站着不动。有人要让她坐下，她坚决不坐。 

有人要她离开，说车准备好了。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争取发稿 

杨绛和亲属离开后，崔智友过来对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发稿了。杨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听急了，不发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说：“必须得发。否则，就没有人记录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了。”交涉了好一会儿，他最后才答应让我写一个“简单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与钱先生的女婿杨伟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宁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辆车。路上，他们刚开始也不同意采访，说遗嘱都说好了，不希望渲染，他们不能“承担责任”。我便说我是惟一的记者，报道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是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和职责。 

我说：“有千千万万人在关心钱先生。我们尊重钱先生淡泊不争、不求名利的品格，但毕竟，钱钟书这个名字已属于全社会。他是虚怀无私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 

他们才小心谨慎地讲了一些钱钟书逝世前后的事情，以及对他的评价。尤其是转述了杨绛的一些话。他们其实也希望钱先生的做人和治学风格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但他们说，消息越短越好，并且千万不要提到他们。 

但这些对于今天的报道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回去后，赶快写了一篇国内消息一篇对外消息，并送审。杨绛一定要看。据说是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她才同意报道。另外，我还写了一篇特写稿对海外播发了。 

我决定在钱钟书火化的报道中，不发一句议论，全用白描。这倒并不是出于一定要把行文风格与钱钟书后事从简的实际相配合。我只是一个冷静、客观、注重细节与活生生的现场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后的人、每一个，都能从我的新闻中看到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钱先生的东西。 

让时间和读者去诠释吧。 

第二天，几乎所有报纸都采用了我写的消息。 

崔智友后来对我说：“你成了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惟一的记者。” 

但我却感触良多，也有许多遗憾。如果不是竭力争取，这篇新闻可能就发不出来了。长期从事新华社对外报道养成的一种敬业心和新闻敏感，使我在参加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时自始自终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不能让历史在我的笔端留下空白。 

—— 

冬至·谁还记得钱钟书 

时间过得真是快，钱钟书已离开人世七年。看这几天的报纸，很难找到纪念的文字，新华社连一篇有关报道也没有。也许，是尊重钱钟书的“淡泊”吧。今天，是冬至了，一年中夜最长的一天。而昨天，是钱钟书七年前火化的日子。当时我在场，曾写下一篇报道，现在重新贴出来，以作纪念。 

送别钱钟书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韩松）今天下午1时半，钱钟书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的送别室里。 

　　两天前病逝的钱钟书看上去非常清瘦，他身着黑色呢大衣，遗体四周是一丛丛的万年青。 

　　灵堂里放着十几个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哀乐。 

　　以个人身份来送行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说：“钱钟书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淡泊亲切，不求名利。他要求丧事从简。” 

　　十几分钟后，钱钟书的遗孀杨绛由保姆和钱的主治医生搀扶着进来。钱钟书住院四年中，杨绛几乎每天都去医院相伴。杨绛站着看了一阵钱钟书。这时，来送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上来与她握手。两人说了几句话。 

　　然后，杨绛把一小篮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她走出告别室，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小凳上。 

　　钱钟书的遗体被放进一口绛红色的棺椁，被四个殡仪工抬上了一辆丰田旅行车。杨绛的眼神紧紧随着棺椁移动，直到车门关上。这时，87岁的她一下站了起来。周围的人怕她跌倒，忙上去扶住她。 

　　杨绛、钱钟书的外孙、保姆、医生坐进了这辆扎着白黄色带的灵车。两时许，车子汇进了大街上车辆的洪流，一路上遇红灯便停下来等待。 

　　灵车穿过洒满阳光的北京城，40分钟后来到八宝山。 

　　“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 

　　定好的火化时间是3点半。钱钟书又被安放于一个灵堂。杨绛坐了一会，站了起来，走到钱钟书身旁，两手扶着棺沿，一动不动看着丈夫，但她没有把盖住钱钟书脸部的白布揭开。直到亲友把她扶走。 

　　这时，另一位学术大师胡绳拄着拐杖进来了。杨绛和他又来到棺椁边。这回，杨绛把白布揭开来，微微仔细地看钱钟书。然后，回到座位上，两眼定定地看着地面。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也委托有关人士前来送行。 

　　这间灵堂里，也没有摆放花圈，也没有哀乐，大多数人也没有戴黑纱。钱钟书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 

　　又过了一阵，工人进来说火化的时间到了。大家便把棺盖盖上，簇拥着钱钟书前往火化间。在这里又过了一会，等工人清理炉道。这时，后面又排上了另一拨给其他死者送行的人。 

　　随后，钱钟书的两位学生帮着工人把棺椁推上火化车。当车子进入火化室时，杨绛没有看，她摘掉了眼镜，目光落向了地上的滑轨。 

　　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 

　　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 

　　钱钟书希望丧事从简。没有通知任何人。有一些人是听说后才赶来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的薛先生说。今天来的人基本都不愿向记者透露姓名。钱钟书一向不爱跟媒体打交道。

　　杨绛说，钱钟书得享88高龄，最后没有痛苦地去世，应该说是“喜丧”。 

　　夏衍之女沈女士说：“还是让我们看钱钟书留下的书吧。” 

　　北京的新闻记者几乎都不知道遗体火化这件事，在场的只有本社记者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