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PP评论

南风窗在2017年最后一期策划了年度“为了公共利益”人物专题。从2003年至今，南风窗年度公共利益人物（组织）的评选已经进行了15次。这个评选和这本杂志一起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人心的变动和时代的进步。

在新时代，我们同样呼唤大国民。南风窗2017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们身上就体现了大国民精神。

南风窗年度人物：郑永年

▲ 颁奖词
郑永年向世界阐述了一个内涵无穷力量的真实中国，同时，又向中国提供内部发展和面对国际新秩序承担更大责任的智慧。

坐在《南风窗》记者面前的郑永年教授，温文尔雅，亲切朴实，但思维敏锐，言谈举止之中，流露出对中国和世界流变的深刻洞察。

在中国的政界、学界、民间，“郑永年”这三个字并不让人陌生。郑教授也几乎是同时获得三方认可和尊重的著名学者。这个现象，这些年来在公共领域并不多见。

但在一段时间里——也许现在仍是——，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总是给人一种“是不是新加坡华人？”的感觉。记者此前也有过这样的疑惑。

但事实上，郑永年是浙江余姚人，而且，一直保持着中国籍贯，用的是中国护照。他在今年还把户口迁回到了他所出生的余姚郑洋村，变成了“失地农民”。

从浙江农村出发，到北大，到美国，到新加坡，到英国，再回新加坡，现在在中国和新加坡不停往返，郑永年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在比较政治和中国研究中异常引人瞩目的一流学者。

而他心中汹涌的正是中国情怀，对中国的家国之爱。

他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研究，向世界阐述了一个内涵无穷力量的真实中国，同时，又向中国提供内部发展和面对国际新秩序承担更大责任的智慧。在2017年，他对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公共利益的担当，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01

向世界阐释中国

看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国崛起》大型纪录片的人应该都记得，在第一集中，第一个出场的专家，即是郑永年。

同时，他在第十二集中的一段话，很经典地阐述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得这么好：“所有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对内部力量的重视和自信，正是中国在崛起中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

为何会有这样的见解？郑永年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解释：不要用西方的视角来研究、解释中国。

那不仅是看不清楚的问题，而是这样已经预设了好像中国就有问题而西方没有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不在各种包括思想学术的标准上被西方“殖民”，而是拥有自己的评价系统，这可能很重要。

2010年，郑永年出版他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引起巨大关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本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推荐。

后来，他把此书再次修订为《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以“快一拍”的理论视野，引领了关于中国发展中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作为学者，他所拥有的“问题意识”让人惊叹。

郑永年学术成果之多，只有少数人才能与之比肩。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而在中国出版并具有重大影响的书，除了以上所讲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还有《中国改革三步走》《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等。

中国人因为郑永年教授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视角的阐解，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而西方因为他对中国的阐述，放下了某些担忧和偏见。

02

“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

1962年，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四明山区中的鹿亭乡郑洋村。那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山村。在《南风窗》记者和他交流的时候，他的“浙江口音”非常明显，也没有像别的具有“国际范”的学者那样，时不时冒出一个英文单词。

记者认为这是一种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气质：他的根在这块土地上，他的自信和爱在这块土地上，而没有漂浮在一些炫目的光环之上。

在那个年代，和在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当时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郑永年所读的村小学，学生还不到20人。一个女老师，“全能”地教他们算术、语文、体育、图画和音乐，而且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

在初中和高中一共上了四年后，在那时就算中学毕业了，郑永年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

在他高中毕业那年，正是1977年，但在乡下，并不知道恢复高考的事。后来，通过广播，知道可以高考了。1981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本来没有报国际政治系的，但阴差阳错进入了这个系学习。

到北京的时候，郑永年是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去的，和那个年代具有“乡土气息”的很多人一样。

20世纪80年代正是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年代，郑永年发现，读书远比务实容易多了。他在“艺术”等方面不擅长，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

1986年，他被推荐上研究生，继续读书和做研究，并参与主编一些丛书，并且自己也在翻译出版，向中国介绍西方的一些思想学术。

1990年，像那个时候的潮流一样，郑永年出国留学，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他在读博士的后期，转到了比较政治的研究。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此前在中国，眼睛是向外的，是把别人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

博士毕业后，郑永年去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当时“亚洲四小龙”如日中天，有个教授建议他研究一下，于是他便在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

机缘巧合，不多久他加入了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

在英国那几年，他获得了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并且透彻地了解了西方实际的政治运作。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可转换性上，他打通了“实际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的通道。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2008年，从英国回新加坡后，郑永年开始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东亚所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他的研究，也逐渐向支撑政治运作，为中国崛起提供阐述和一套“心法”上转型。

一个中国人在地球上绕了一圈，最终，把他的智慧贡献给这块土地。

03

学者的担当

在一些人眼中，郑永年并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同时还是一个智囊。郑永年并不介意别人把自己看成什么，但记者认为智囊的角色也许比学者的角色更能发挥作用。

在国际竞争加剧，在一国之内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强的时代，对实际事务的学术研究显然不能仅仅是一堆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的知识，还应有关于“会发生什么”、“如何避免发生”、“如何促动它发生”的研究、预测和把控。

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来都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现在各个层级的“智库”不断出现并发挥作用的背景。

很多人都注意到郑永年最主要的头衔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之外，还有一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IPP正是以“国际视野，中国情怀”来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它的抱负是打造领先世界的中国一流智库。自2012年1月成立后，郑永年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研究和政策咨询上独树一帜。

关于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从政治运作，到意识形态领域，到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美国等西方政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郑永年都积极地予以发声，阐释、澄清、分析、预测，并提出各种包括批评在内的建设性意见。

他的声音因为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又能适当拉开距离，总能清澄各种混乱，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方案。

郑永年是各种高层论坛的嘉宾，但注重实效的他也有“选择性”，“虚”的论坛去了一次后就再也不会去了，而“实”的论坛，他则乐于去阐述自己的意见。

他是做研究的，但从小的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一直坚信，看到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更重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系于真实之上，而只有坚守真实才能看到更多的真实。

中国的改革发展，从可见的政治运作、经济结构的变化，到似乎不可见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现代性”的特点一样，事实上是越来越快的。

“研究”本身在思维上具有静态的特点，眼睛似乎更多地盯住“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导致当一些研究成果出来时，社会已经变了。

但郑永年的研究都具有前瞻性，他是把研究和中国发展的把握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一个人。历史的维度，国际比较的信度，现实的维度，还有对政治、社会规律的洞察，使他总是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柏拉图曾经认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是拥有无知者缺乏的镇定。而是为学术本身而担当，还是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而担当，决定了一个学者的研究路径。

“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郑永年说。

同样，为中国发展贡献智慧，为公共利益而担当，也是中国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