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风雪夜行人【纪念饶宗颐先生专题之一】
2018-02-06 19: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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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 作者: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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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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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夜行人

胡晓明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书城》2008年第11期,已获得作者授权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 今日(2月6日)凌晨1时左右,文史学界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被誉为“通儒”、“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并且精通梵文,与钱钟书并称为“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季”。他先后获得多种荣誉,1962年,获得法国汉学儒林奖;1982年,获得香港大学颁授的荣誉文学博士; 2011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2年12月当选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2013年3月23日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饶宗颐先生虽已驾鹤西游,但他的为人风骨和治学风范,将继续勉励后学,推进国学研究的发展。

饶宗颐先生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两天,在香港,由九间大学共同举办,有一个盛况空前的学术会议,即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共二百多位来自大陆与海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开幕的那天,在香港回归实况转播的香港会议中心宴请来宾,金风拂座,和气浮觞,笑容可掬的选堂老人,面对三十几桌海内外胜友高朋,面对窗外维多利亚港湾繁星似锦美丽夜色,他气度雍容,一如大海不波,天地恒春。

开幕第一天,在听主题演讲时,我竟然产生了一种迂远的想法:不正是选堂的无施于用,反而成全其今日文化中国之大用么?在他的世界中,举凡书法、绘画、琴艺、和诗、填词、辞赋、校书、小学、篆刻、戏曲、藏书、碑刻等百年国史中行将消失的国粹,他皆有作品,皆有很强的表现。他兼有文采风流的才子艺人与业精九能的博学硕儒为一身。

遥想一百一十年前,1898年的多事之秋,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主张讲中学要有用,言之惶惶然:“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新学则力不给。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一个多世纪过去,选堂之学术道路与学问性格,恰与张之洞之“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背道而驰。他的学问性格,不仅没有意识形态取向,而且没有致用、功利的取向,纯然以一天真而任性的学术“顽童”,化学为艺,化用为乐,游戏其间,反而成其大体大用。退守、边缘,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然后得其自在、成其正果、放其光彩,这里,难道没有文化中国的启示意义么?

所以,当读到刘梦芙、赵松元、陈伟君著的这部《饶宗颐诗词论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无用而得其大用的美学心灵。我翻阅十四年前的《访谈记录》,选堂先生的话,犹在耳边:

“文艺是自己的,学术是人家的,前者更可珍贵。”
“戴密微晚年后悔说:中国文学是第一流的,我把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佛学上,不值得。”
“一切学术,均需以文学作底子。文学好,就不怕其他不好。”

饶宗颐先生作品《布袋和尚》

想起十四年前(1994),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常青的山光树色,饶公对我说:

“香港是一个破了model(模子)的世界,你还没有活动就给你限定了,这种model,作为管理是比较方便,但对于人的天性、兴趣的发展,我就不敢说好了。所以我是一个不能进入model的人。我这个人非要搞七搞八,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模子之外,正是鱼跃鸢飞;模子之外,才可知文化世界之高、宽、大。这正是他的美学心灵的核心,是自由、自尊、自信,也是最终相信文化世界的伟大,舍弃自己的同时,也在其中成就了自己。


这也是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由精神。是儒家、道家与禅宗共同体认的生命精神。

我读了论稿中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对选堂诗词的了解。越来越认识到,选堂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不可重复、空前绝后的诗学经验。其中有关创作论、风格论、自然观、渊源论,以及生命诗学的奥秘,值得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下面,是因此而得到的启发,看待选堂现象的一些观察点。

第一,选堂诗词,以和韵为其重要特点。正如赵松元的研究所示,无论是与同时人的唱和,还是与古人的次韵,都成为重要形式。尤其是和阮籍、康乐、东坡、白石、清真、韩愈等数家,数量与难度,都突过前人。有的大型次韵作品,是在短短几天内完成的。从选堂的诗词小集的小序看,诗人的创作兴奋点,也往往是在如何在和韵难度上胜过古人。正如友人罗忼烈所说:

客或谓余,词贵新造,韵当自我,画地为牢,屦校灭趾。余谓客曰:才难而已。陆平原所谓踯躅燥吻,寄辞瘁音者,信大难耳。至若虎交(变)兽扰,龙见鸟澜之士,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大毫未而小泰山,以无厚入有间,则何难之有乎?……是知积厚之水,堪负大舟,追电之驹,无视衔辔,形虽摹古,实则维新。(《晞周词序》,《选堂诗词选》)

和韵之艺,大矣哉!我们过去绝对信奉西方的情感表现文学创作观与中国古代的诗缘情观,而无视唐宋以还古人创作实践中和韵步韵唱酬为占据诗史大宗的重要事实,以“为文造情”将其一笔勾销,以理论正确的名义,取代历史现象的尊重,遂与古人的创作真实动因、构思秘密、才艺内蕴、过程快乐等,失之交臂。

以选堂诗词为经验,其实,次韵本身,并无过错。一首诗有没有真实的自我,有没有独到的创意,并不必然以这首诗次韵与否为标准。次韵的诗学内涵,值得再认。譬如,文可引情,即语文形式的主导性、随机性,不见得低于、次于情感的原发性。古人其实也有很多经验之谈。如《文镜秘府论》(南卷):“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此外,次韵又有“竞赛”“竞技游戏”的意味。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古代,中国诗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竞技游戏,是语言的高雅艺术活动。其难度、深度与复杂性,不亚于世界上最精妙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真正美学品质高的事物,必须具有一定的难度与深度,如果我们认识到,语言与语言之间,有典雅俚俗之分,那么,次韵的美学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再进而言之,次韵的诗学,有助于诗人探访文化心灵的故人,谛听到历史精神的回声,历验诗人写作的秘径,参与艺术生命的创造,因而,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诗词创造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无须经由理论的经验诗学。

从西方诗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资比较的理论。哈罗德·布鲁姆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凡文学史上后来的诗人,往往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即面临前辈大师的优秀作品,他们必须要以一种迟到的身份,更作殊死的搏斗,努力创造有意的误读、修正甚至颠覆的美学,以此来营造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这种“竞技”式的拼搏,类似于弗洛伊德所发明的“弑父”情结,只有杀死父辈才能获得新生(《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

尽管,中国诗人的以次韵、仿写、唱和、拟作、复古等为特征的摹古传统,并非一定要以“弑”的方式来消除前辈,毋宁说甚至要保留前辈的生命痕迹,求得一种生命能量与美学品质增色的共荣效果,然而存在着一种语言与精神的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内影响、修正与改造的“创作之长流”,是东西方诗学一起认同的。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新说上,来再认选堂诗学的现代意义。

饶宗颐先生作品

钱仲联先生序选堂诗词,有云:“选堂于此,掉臂而行,得大自在,所谓华严楼阁,广博无量,弥勒弹指即现者也。”选堂诗歌,其一大特点,即文化生命上的“大自在”。所以,他的诗歌,俨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华严楼阁”,俨然而为宝相庄严的文化世界。依文化诗学的理论,可简单描述为以下特点:

第一,文化生命之扩展。前述次韵的诗学,以及选堂一切绘画、书法、音乐与文章创作中强烈的摹古精神。正是与历代诗人画家相呼吸相依承,共同维持高贵的精神品质,求其文化世界之悠长而久大。

第二,文化生命之困顿而复苏。选堂诗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命运之困顿相始终。然当其吟咏情性之时,化智、情、意、美而为一,化个人之忧愁,而为文化之乡愁。看他的自题诗集:“正则小山所嗟叹憭栗者”(《瑶山集》),“登高目极,不觉情深”(《白山集》),“环屋涛声汹涌,动我忧思”(《长洲集》),“抒哀乐于一时,表遐心于百代”(《长洲集》又识),“庶几表圣狂题之悲概”(《冰炭集》),“契阔死生,纯情增怅,驾言出游,辄写我忧”(《羁旅集》)等等,多伤心危苦之辞,诗不仅为苦闷之象征,而且为疗治之良方也。至于“皆足荡胸襟而抒志气,冀为诗界指出向上一路”(《佛国集》),“意有所极,遂忘人我”(《长洲集》),以及他说到书法创作之乐:“运腕行笔,精神所至,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何尝不是说诗艺创作之快乐。正是以诗提升有限生命,求其文化世界之向上一路。

饶宗颐先生作品

第三,文化生命之飘零而止泊、相异相分而一体俱化。选堂一生,由岭南而香江,由香江而星洲、马来、东瀛,而北美、西欧、北欧、印度,五洲而历其四,最终回返禹域,游遍大江南北。行走之远,不仅中国诗人中,超过了康有为,为古今第一人,更重要的是,由文化生命之离其自己,经历千辛万苦,终又回返自己,象征了华夏文明死而复生、由边缘而中心,由破碎离散而魂兮归来的历程,选堂其人,不仅为文化的行吟流浪诗人之一;而且选堂其诗,不啻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招魂曲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天竺、暹罗,还是长洲、北海,无论是南欧的白山黑海,还是北美、西亚,他都以华夏诗词的文采风流,化蛮荒而为文明,化异邦而为乡关,转幽远而成亲近,五大洲之山川风土,化而为音声和美之诗教,化而为温柔敦厚之生命。因而五洲四海,同此天地即同此生命。因而选堂其人,亦由一乡之士,一国之士,而为天下之士。这不仅是文化生命求其悠长而久大,而且更是文化生命求其宽广而美富。因而,选堂其人其诗,亦中国古老诗歌文明,向世界证明其不朽之意义。

梦芙、松元将刊其文稿,嘱写数语,因得重温选堂诗词。写至此,忽忆及十四年前冬天某日,从中文大学中国文化所出来,与饶公同乘地铁,转乘出租车,陪同他回山村道凤辉阁的家,参观他的书房,看他的巨幅山水画。其中一幅《雪山行》,风雪中,一牵骆驼的旅人,寂寞坚定而行。饶公指着那人笑道:“那就是我。”我就用这幅画的意象,作此文的题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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