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绝大多数的人只是活着,没有别的
2022-09-19 07: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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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再建巴别塔

没有什么东西比警句(aforisma)更难定义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源自希腊文的字眼从原始涵义“为献祭而储备的东西”演变成“定义,谚语,简洁语句”。这也正是希波克拉底所言。因此,根据津加雷利字典的定义,警句是“表达一个生活准则或是哲理的简短格言(massima)”。

那么,警句和格言这两个词有何不同?并没有不同,只是长短稍有出入而已。

很少有事情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很少有事情能令我们伤悲。(帕斯卡《思想录》,136)

假设我们没有任何缺点,我们也不会如此兴味盎然地去注意别人的缺点。(拉罗什富科《箴言录》,31)

记忆是我们永远随身携带的私密日记。(王尔德《不可儿戏》)

某些我自己没有的思想,或者我自己无法形诸文字的思想,我便从语言里汲取。(卡尔·克劳斯《论家及世界》)

以上句子可以称为格言或者警句,但是接下来的段落就是格言,因为太长,所以称为警句就不合适了:

贵族身份为人大开方便之门,凡是拥有它的,从十八岁开始便处处吃得开、名声响亮且受人尊敬,换成别人,得要等到五十岁才有此等待遇。这是毫不费力就赚得三十年。(帕斯卡《思想录》,322)

没有哪位艺术家会有伦理道德上的顾忌。对一位艺术家而言,任何形式的伦理道德上的顾忌都是不可宽恕的矫揉造作。(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

在意大利文版的王尔德《箴言集》中,亚历克斯·法尔宗将警句定义成形式简短的格言,此外,他还认为它的内涵该表现出智慧。明确这项特色之后,他还观察到现今的趋势,警句旨在凸显优雅和生动,却牺牲掉了它原本在表达真理上的果断立场。当然,不管是格言还是警句,其真理观和发表者的意图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一个警句表示一个真理,那就意味着它传达出了发表者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希望听到的人能够认同。可是一般来讲,格言或警句并不一定要展现高人一等的智慧或故意冒犯挑战一般人的意见:格言警句旨在从一般意见看来似乎浅薄的地方加以深入,以期修正那个意见,让它更趋完善。

这里举出尚福尔的一句格言:“最富的人就是俭省的人,最穷的人就是吝啬的人。”(《格言与沉思》)这句话精妙的地方在于:一般人都认为俭省的人通常是一个不随便浪费自己有限资源的人,对于自己日常的生活开销都会精打细算,而所谓吝啬的人通常指那些累积财富超过自己日常所需的人。这句格言对应的正是上述一般人的看法,所谓“富裕”是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而“穷困”,除了伦理道德上的意义之外,还加上一层对于需求的满足。

一旦修辞上的游戏厘清,那么格言也就不再是为了反驳一般意见,而是证实并强化它。

相反地,当警句和一般人的意见起强烈冲突的时候,乍看之下显得悖情违理,令人难以接受,而且大家需要先将那修辞夸大的形式明智地减缩才能拨云见日,明白这种警句其实包藏了很难让人接受的真理,于是,我们进入了悖论(paradoxos)的畛域。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查,所谓的悖论是由parà、ten和doxan等字所构成,意即“超越一般意见”。因此,这一字词最早系指一个偏离大众舆论的断言,令人感到怪异、陌生、出乎意料,而这正是中世纪作家圣伊西多尔使用该词时所要表达的概念。如果这一令人惊讶的断言得以被人看出负载着真理价值,那也是要在漫长的时间道路上行进后才能成功。

因此,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个在当时被视为谬误的悖论,时至今日却成为真理。请参考《哈姆雷特》:

奥菲莉亚: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如果你贞洁又美丽,那么最好不要让你的贞洁跟美丽来往。

奥菲莉亚:殿下,美丽跟贞洁相交,不是再好不过吗?

哈姆雷特:嗯,的确,因为美丽可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自己的感化;这句话从前是怪诞之谈,可如今已经得到证实了。

悖论的逻辑是自成一格的,都是一些大家既无法证明真伪,内部又自相矛盾的断言,比方说谎的人提出的悖论。不过渐渐地,超越修辞的意义也崭露头角了,因为这个缘故,我还是执着于巴塔利亚《意大利语大辞典》里的定义:

命题、概念、陈述、结论、隽语,通常以纯理论式或道德伦理式的论述呈现,并和广泛传播或者大家都接受的意见相左,同时也和经验及常识相悖,更和它涉及的信仰系统,和大家认为天经地义的知识元素大相径庭。(而且通常不具备真理的力量,只是被贬到诡辩的层次,它被幻想出来只是因为有人性好偏激或喜爱卖弄辩论技巧,但在似乎不合逻辑和不协调的形式里它也有可能包含一丝主观上的效力,而这种效力最后会扎稳根基,对抗那些不加鉴别就人云亦云的人,对抗他们的无知以及过于简单的判断。)

因此,警句似乎是被视为真相的格言,它有意呈现隽言妙语的外貌,而悖论所显露出来的原始面目似乎是谬误的,只不过经听者的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便能明白它揭示了作者认为是对的东西。悖论在舆论的期待以及它那惊世骇俗的形式之间存有一道鸿沟,因此让人觉得机智。

文学史上多的是警句,但说到悖论就寥寥无几了。警句的艺术是容易的(谚语也可视为警句:滚石不生苔;狗吠比狗咬更糟糕),而悖论的艺术是艰难的。

不久以前我研究过一位警句大师:皮提格里黎。下面列出他最精彩的作品;其中几条极富哲理,所断定的真理却和一般人的意见南辕北辙:

美食家:上过高中的厨师。

语法:教你语言却妨碍你说出口的复杂工具。

片段:对于不知如何构思书写一整本书的作者而言不啻是天赐良方。

酗酒病:如此美的一个医学词汇,看了真叫肚里的酒虫蠢蠢欲动。

以下几条比较像是经推定的真理,肯定了某个道德伦理上的决定或行为准则:

我明白为什么要吻麻风病人,但不了解为什么要握笨蛋的手。

宽容对待对不起你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人脑中有多少对付你的方法。

不过,在《反胡扯词典》(Dizionario antiballistico)中,作者收集了谚语、格言和警句,有些是他编的,有些则是借别人的。他无论如何要人家始终注意到他的犬儒式人生观,也就直言不讳自己粗俗不风雅的意见,而且让人感受到警句的文字游戏可以狡诈到什么程度:

既然大家彼此在交心的道路上努力,我就承认自己助长了读者性格里小流氓的那一面。让我把话说明白些:如果街上有人厮打起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就会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家伙,试着用雨伞去打吵嘴双方中的一位,挨打的通常是那个开车的。这个没人认识的小流氓因此便可以痛快地发泄原先隐藏起来的怒气。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书里面:一个思想未成形或未组织的读者,一旦让他找到一个饶富滋味、闪耀夺目或者具爆炸性的句子,便与这个句子谈起恋爱,不但接纳它,而且还以惊叹号收尾来评论它,比如“真棒!”、“没错!”等等,仿佛这个句子在他脑际萦绕已久,仿佛这个句子凝聚了他思考模式的精华、他哲学体系的膏腴。他“采取了立场”,就像墨索里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样。我为读者提供一个采取立场的机会,却不用他们深入文学的丛林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警句就是用别出心裁的方法表达人尽皆知的道理。如果把风琴称为“钢琴受够了尘世的生活所以投身教会去了”,那只是把一项我们已经知晓而且也相信的事情用一个强有力的意象重新陈述一遍,换句话说,风琴是教堂乐器。把酒精称为“一种害死活人却可保护死人的液体”,并无法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酗酒的害处或是发生在解剖学博物馆里的事。

当皮提格里黎让他那本《波特的实验》(Esperimento di Pott)里的主人翁说出“有智慧的女人是一种我们偶尔会碰上的不正常现象,好比白子、左撇子和阴阳人或者生来具有十多只手指或脚趾的人”这句话时,他正好投一九二九年男性读者(或许也包括女性读者)所好,说出他们想听的话。

皮提格里黎在评论自己对于警句的见解时,也曾告诉我们,有许多精彩的警句反过来读也不会减损丝毫的威力。让我们看看几个皮提格里黎在《词典》里所提出来的反读实例:

许多人轻视财富,却很少人知道如何慷慨运用财富。

许多人知道如何慷慨运用财富,却很少人轻视它。

我们根据自己的惧怕而做出允诺,并且根据我们心存的希望去保守这些允诺。

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而做出允诺,并且根据我们心存的惧怕去保守这些允诺。

历史除了是自由的遭遇以外,其余什么都不是。

自由除了是历史的遭遇以外,其余什么都不是。

幸福存在于事物中,而不是我们的品位里。

幸福存在于我们的品位中,而不是事物里。

除此之外,他还胪列了一张由不同作者写出的格言。这些格言看起来彼此矛盾,可是似乎各自代表了为人接受的真理:

只有出于乐观,人才会欺骗自己。(埃尔维厄)

怯懦的人通常比充满自信的人更善于欺骗。(里瓦罗尔)

假设国王是哲学家,而哲学家是国王,人民会更快乐。(普鲁塔克)

如果哪天我准备惩罚某个行省,就会派哲学家去统治那里的人。(腓特烈二世)

我建议使用“可置换警句”一词来称呼那些可以反读的警句。一个可置换警句是它的作者尝试卖弄机智时所经历的不舒服感觉,换句话说,只要这个警句显得妙趣横生,那么“它的相反说法也为真理”这项事实就不会干扰到它了。可是悖论正是大家习以为常观点的颠倒,它呈现了一个不能被接受的世界,只会引起抗拒和排斥。然而,如果我们花费心思去了解它,那么它就产生知识;到最后,它看起来妙趣横生,那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对的。可置换警句包含的真理是片面的,而且经常要等到反读以后,才透露出真理来,它的两种陈述没有一个是真的:只因为它诙谐隽永,所以看起来似乎是真的。

悖论并不是“世界秩序大乱”的古典命题,因为后者是机械式地预言一个怪象纷呈的世界:动物像人一样说话而人却发出动物叫声,鱼飞上天而鸟游水中,猴子主持弥撒而主教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后者并没有遵循任何逻辑,而是将一些杂七杂八或者不可能的事拼凑起来,只是嘉年华式的文字游戏罢了。

如果要踏入悖论的境界,那么逻辑便不可或缺,而且它还只能局限于世界的某个部分。一位波斯人来到巴黎,他描述的法国,好比一位巴黎人描述的波斯。它的效果是悖论式的,因为它逼着读者超越根深蒂固的成见去观照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

区分什么是悖论,什么又是可置换警句的一种方法,就是试试看能否将悖论加以反读。皮提格里黎援引特里斯坦·贝尔纳对于“犹太复国运动”一词的定义并且将它稍加改动,当然,这个定义只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方才适用:犹太人某甲向犹太人某乙借钱,为的是要送犹太人某丙回巴勒斯坦。

我们试试能否将它反读:没有办法。这说明了:正确的形式包含了真理,或者至少是特里斯坦·贝尔纳要我们当真理加以接受的观念。

下面几条是卡尔·克劳斯笔下有名的悖论。我没有尝试将这几条加以反读,因为只要稍加检视便知道绝不可能。这些语句都和一般人的观念背道而驰,所包藏的真理并不是因袭传统的,而且不能为了表达相反的真理而拿它们来扭曲加工。

当警方将一项丑闻结案时,丑闻才真正开始。

为达到完美,她缺少的只是一个缺陷。

处女情结就是想要玷污处女的人的情结。兽奸非法,而屠宰合法。可是大家难道没注意到,屠宰这一行为可能就是虐待狂的杀戮?

惩罚只能用来威吓那些根本无意犯罪的人。

地球上有一个黑暗的所在,探险者从那里被派遣到世界上来。

小孩爱扮军人。这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军人蛮干起来竟像小孩?

精神科医师总是能诊断出精神病,因为住院之后,那些病人总会出现焦躁的行为。

当然,即使是克劳斯本人也会掉进可置换警句的陷阱里,下面我就举出几个轻而易举便可加以反驳,也就是说,可以被反读的例子(反读部分当然是我加上去的):

没有任何事物比起女人的肤浅更深不可测。

没有任何事物比起女人的深不可测更肤浅。

宁可原谅丑脚也不原谅丑袜!

宁可原谅丑袜也不原谅丑脚!

有些女人不算漂亮,但有美的韵味。

有些女人算是漂亮,但无美的韵味。

超人是想象凡人时的早熟理想。

凡人是想象超人时的早熟理想。

百分之百的女人为了享乐而欺骗,其他女人为了欺骗而享乐。

百分之百的女人为了欺骗而享乐,其他女人为了享乐而欺骗。

仅有的几条似乎绝无办法反读的悖论则出自斯坦尼斯瓦夫·耶日·雷克之手。下面我摘录了他在《纷乱思绪》里的几句妙语:

唉,要是我们能借睡眠分期抵偿死亡的债该有多好!

今晚我梦见现实,还好我醒了过来,真险!

芝麻开门,我要出去!

要是美洲没有挡住哥伦布的探险路径,天晓得他会发现什么。

恐怖就是在言论钳制上涂上蜂蜜。

虾死了才会变红。对牺牲者而言,这是多么具鉴戒性的精妙比喻!

如果你要摧毁塑像,那么请保留基座,终有一天它又能够派上用场。

他非常谦逊地认为自己是个只爱涂涂写写的人,事实上他是个专门告密的人。

他娶来知识却无法使她怀孕。

火刑的柴堆不能照亮黑暗。

不是拿破仑也可以死在圣赫勒拿岛。

他们彼此紧紧相拥,以至于再也没有空间留给他们的感情。

他在头上扑粉,但用的是牺牲者的骨灰。

我梦见弗洛伊德,这是什么意思?

若和侏儒来往,你的脊椎从此再也直不起来。

他有的是诚心善意,只是很少用到。

即便静默不语,他还是犯了拼字错误。

我坦诚自己对雷克的作品爱不释手,不过鸡蛋里挑骨头,我还是找到一条可以反读的例子:

表达意见前要思考!

思考前要表达意见!

王尔德的警句格言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到奥斯卡·王尔德身上。纵观他在作品中到处留下的警句格言,我们可能要认清,这位自命不凡的纨绔作家其实只要能让布尔乔亚阶级觉得惊世骇俗,他才不去细分什么是警句、可置换警句或是悖论。相反的,他有足够勇气让隽言妙语披上警句的外衣,除了那股机智劲儿,剩下的就变成低俗可鄙的陈腐言语,或者至少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只是老生常谈。

不过,如果我们对这种文类稍加钻研就可知道,利用警句作为元素来写作小说、喜剧或者随笔的作者,终究是个振聋发聩的悖论大家或者只是收集机智文字的老手而已。另外,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他的功力又到何种程度?当然,我的经验也还处于摸索阶段,希望能鼓励哪个学者出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最好还能写成一篇论文。

这里我先列举一些货真价实的悖论,我敢保证谁都无法加以反读(在明理机智的人眼中,充其量只能说它没有意义,或是错误的格言):

生命不过是蹩脚的一刻钟,人在其中能够品尝短暂的畅美时光。

自私并不意味着按照我们的意愿生活,而是要求他人也按照我们愿意的方式生活。

或许比较谨慎的做法是先认定人性本恶,直到哪天你发现人其实是有道德的才终止这种想法。只是今天此举需要很深入的检视方能成功。(我们注意到,这个陈述是可以反读的:“或许比较谨慎的做法是先认定人性本善,直到哪天你发现人其实是无恶不作的才终止这种想法。”然而结果显然是错误的。)

在这世上赢得胜利的尽是丑人和傻子。他们好整以暇地、以沾沾自喜的态度环顾四周。假如他们从来不曾尝过胜利的滋味,至少失败的苦楚也会饶过他们。

一个敏感易受伤害的人经常借口脚底长了厚茧,毫不客气地踩在别人的脚趾上。

当人无法再继续学习时,就开始教别人了。

每当别人同意我的看法时,我总是感觉自己的看法似乎是不对的。

一位大家喜欢谈论的人总是很有魅力。于是后来大家就下结论,说他这个人一定具有什么给人好感的东西。

今天,所有的伟人都有门徒,可是为这些伟人执笔作传的一定都是犹大。

我能抗拒一切,唯独不能抗拒诱惑。

谎言是他人的真理。

我们对历史的唯一责任就是重新改写历史。

如果要让一个理念成为必然不可的真理,那么甘心为它赴死还不足够。

所谓家庭就是一堆令人生厌的人,浑然不知如何去过生活,而碰到死亡的时刻连一点微知略觉都没有。

然而,那些似乎很容易就可加以反读的警句格言就多得不可胜数(当然,反读是我加上去的):

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人只是活着,没有别的。

活着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人只是生活,没有别的。

凡是看出灵魂和肉体之间有所不同的人,即便只是看出一丝不同,那他两者都不能拥有。

凡是看不出灵魂和肉体有任何一丝不同的人,那他两者都不能拥有。

生命是件太重要的事,以至于无法严肃谈论它。

生命是件不太重要的事,以至于无法严肃谈论它。

世人可以简单分成两类:相信难以置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罗大众,以及创造似不可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

世人可以简单分成两类:相信似不可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罗大众,以及创造难以置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世人可以简单分成两类:创造似不可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罗大众,以及相信难以置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

中庸之道是个要命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比过度更容易成功。

过度是个要命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比中庸之道更容易成功。

好的决定总有一个命数——它们总是下得太早。

好的决定总有一个命数——它们总是下得太晚。/坏的决定总有一个命数——它们总是下在适当的时刻。

所谓不成熟就是完美。

所谓不成熟就是不完美。/所谓完美就是不成熟。/所谓不完美就是成熟。

无知好比一种外国来的稀罕水果,要是你伸手去碰,它的花朵便会掉尽。

知识好比一种外国来的稀罕水果,要是你伸手去碰,它的花朵便会掉尽。

钻研艺术愈深,对自然就愈没兴趣。

钻研自然愈深,对艺术就愈没兴趣。

绘画里夕阳的风景已经退出流行了。在前代艺术家中最后对它诠释得最好的人是透纳。今天如果崇拜他,那么就是乡下人的品位了。

绘画里夕阳的风景再度具有现代感。在前代艺术家中最后对它诠释得最好的人是透纳。今天如果崇拜他,那么就是最时髦的品位了。

美揭示一切,因为它什么也不表达。

美什么也不揭示,因为它表达一切。

所有的已婚男人只能吸引自己的妻子,而且经常连她都不动心。

所有的已婚男人只能吸引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而且经常连她也会动心。

就时髦这件事本身而言,就是尝试宣称美的绝对现代性。

就时髦这件事本身而言,就是尝试宣称美的绝对非现代性。

交际谈天的内容应该触及一切但什么也不必深入。

交际谈天不该触及一切但需深入每件事。

我喜欢言不及义。那是唯一我知道一切的领域。

我喜欢言之有物。那是唯一我一无所知的领域。

只有一流的文体大师才能达到晦涩的境界。

只有一流的文体大师才能达到清晰的境界。

任谁都能创造历史。可是只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将它记录下来。

任谁都能记录历史。可是只有一个伟大人物能够创造历史。

今天再也没有什么可资区别英国和美国。当然,语言是个例外。

今天一切事物都可用来区别英国和美国。当然,语言是个例外。

只有现代的东西才会退出流行。

只有退出流行的东西才具现代感。

如果我们对于奥斯卡·王尔德的评断到此为止,那未免不够厚道。他是纨绔子弟这个形象的化身,可是布吕梅尔爵士或者他中意的德塞森特都是他的先驱。他在悖论(包藏激怒人的真理)、警句(包藏可接受的真理)和可置换警句(对真理无所谓的心灵机智游戏)三者之间不做任何区分。此外,王尔德对于艺术的诸多理念也容许他采取这种立场,既然一个警句不应该把实用性、真理或者道德教训当作目的。它的目的是文体上的高贵与优雅。

话说回来,这种追求美学及文体风格上的激怒人的挑衅并不足以令王尔德脱罪,因为他将混淆悖论式的挑衅以及自命不凡的招摇。不过,大家知道,根据他的原则,他锒铛入狱的原因本来不应该是因为他爱上道格拉斯爵士,而是因为他给后者寄发了内容如下的一封信:“真是奇迹,你那两片如玫瑰花瓣般红艳的嘴唇,不论唱歌或是激吻都同样合用。”而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他还辩称这封信只是文体风格的练习,好比一首散文式的十四行诗。

《道林·格雷的画像》被伦敦法院的法官认定是伤风败俗的作品,理由当然蠢得可以,不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尽管这本小说具有引人入胜之处,它在本质上却模仿了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并且大篇幅抄袭于斯曼的《逆流》(尽管他只是间接承认这个事实)。普拉兹也注意到,《道林·格雷的画像》受到洛兰《福卡斯先生》的影响甚巨,甚至王尔德作为审美专家所提出的诸多格言里有一条:“没有哪种罪是粗鄙的,但粗鄙却是罪”,明显出自波德莱尔笔下一句隽语:“纨绔子弟从不会是粗鄙的人。假设他犯了罪,也许还不至于身败名裂。不过,如果这罪的缘起是个琐屑无趣的动机,那么对他的荣誉所造成的损害就无法弥补了。”

然而,如同亚历克斯·法尔宗在上述那本意大利文版王尔德警句里所评论的:一般来讲,如果一位作家从来没有写过警句集,那么很难搜集他散见在各作品里的警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类作家的作品中所看到的警句,并不是写来只为展现光芒、架空在语境之外的,而是插在一件叙事或者戏剧作品里面,因此也就是在特定语境里由某某人说出口的。

比方,如果作者借由笔下一个荒诞可笑的人物说出一个警句,那么这个警句的力量会因此而削弱吗?

在《不可儿戏》里,巴拉克诺太太说过:“失去父亲或母亲可以视为不幸,但若失去双亲那就像是疏忽!”这是一句格言吗?所以有人推测,王尔德根本不相信他自己所写出来的格言警句,乃至那些最享盛名的悖论。而这推测倒也合情合理:他在乎的,是描写一个欣赏这类格言警句的社会罢了。

对此,他本人也证实过。让我们检视《不可儿戏》里的一段对话:

亚吉能:“所有的女人都会变成她母亲的样子。这是女人的悲剧。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男人身上,这是男人的悲剧。”

杰克:“你认为这句话言之有理?”

亚吉能:“不管如何,至少措辞精彩绝顶,这和人家对于我们文明生活所做的评论一样真实。”

因此,王尔德也许不应该被看成生活糜烂的作家,而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批评家和讽刺者。至于他活在这种社会风气里是否悠游自在,那是另一回事,而这也是他的不幸。

让我们重读《道林·格雷的画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警句总是由像沃登爵士这类浅薄而且自命不凡的角色说出来的。王尔德并不是在做保证,提供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准则。

沃登以发表隽言妙语的方式说出一系列的陈词滥调,都是当时社会里流行的话(正因如此,王尔德的读者读起这些错的悖论反而觉得津津有味):

某主教到了八十岁,嘴里念叨的还是他十八岁时人家教他说的那一套话。只要人们将之隐藏起来,那么最平庸、最俗不可耐的事也会变得饶富滋味。婚姻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让男女双方把幻灭的生活变得绝对不可或缺(可是在下文中,沃登爵士又说婚姻真正的缺点在于它让人变成利他主义者)。我并不相信百分之十的劳动阶级生活还过得去。今天,要是谁心碎了,那么好几家出版社就有生意了。年轻人在情感上想要忠实但忠实不了,而老头子想出轨,却无计可施。我不缺钱,得自己付账的人才有需要,而我从不自己付账。我不认为英国国内需要任何改变,气候是唯一的例外。若要重拾青春,那就重蹈覆辙,干些当年的蠢事。男人因为倦怠而娶妻,而女人则出于好奇而嫁人。女人没有一个是天才,她们不过是装饰用的性别。女人的现实精神令人衷心折服:我们老是忘了触及结婚这个话题,而她们一定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总是善良有德,可是当我们善良有德的时候却未必快乐。穷人最大的不幸在于,除了自我牺牲什么都做不了。(天晓得沃登爵士是否读过《共产党宣言》,因此知道“无产阶级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再无长物”的道理?)宁可爱人也不要被爱,被爱实在无聊。每次我们造就一件事迹就会多揽一个敌人,如果你想普受欢迎那就得平庸一些。乡下人谁都能够善良有德,因为那里没有诱惑。婚姻生活就是一种习惯。犯罪是下层社会的专利品,犯罪之于他们好比艺术之于我们,都是一种睥睨同侪的陶醉感觉。谋杀说什么都是错的:我们也许不应该做出一些茶余饭后无法拿来谈论的事……

上述言语尽是些堆砌起来的陈腐言语,这一大篇之所以显得出色仅仅因为是连珠炮似的倾巢而出而已。(就好像枚举的手法,最平庸的字眼只因为跟同样平庸的字眼并陈排列,只因为这种并陈排列如此怪诞不协调,所以令人心生惊叹。)沃登爵士有种特殊天分,那就是将拿来包巧克力都不配的陈腐言语拣选出来,然后加以颠倒:

所谓自然而不造作其实只是一种姿态,而且是我所知道最教人恼怒的姿态。

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屈从于它。

我酷嗜简单的乐趣,那是复杂的人最后的避风港。

我所要的只有讯息;不是有用的讯息,而是无用的讯息。

我敢打赌,美国人从来不开玩笑。多吓人哪!

我同情一切,除了受苦一事。

今天,大多数人……发现下面这件事的时候都太晚了:我们过去所犯的错其实才是我们永远不会懊悔的事。

我想对我来说结婚是极不可能的。我在爱里涉足太深(这是道林说的,不过他的思想受他老师的影响甚巨)。

亲爱的孩子,肤浅的人说穿了就是一辈子只爱一次的人。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惨事总包藏一件穷极猥琐的事。

不论何时,当一个人做出一件彻底愚蠢的事时,背后的动机总是高尚的。

当你不得不和别人和谐共处的时候,总会出现不和谐的事。

男人可以和随便哪个女人愉快相处,一旦他不再爱她的时候。

我和行动不会失和,我只在面对字词的时候才有那种现象。

善良有德比不上俊俏美丽。

丑陋是七大美德其中一项。

所有飞短流长的根基都确定是不道德的。

今天我还会怀着敬意倾听他们意见的人,都是年纪比我小很多的人。

只有肤浅的心灵才拒绝以貌取人。

时下大家待人处事的方法实在恐怖:他们在你背后说话反对你,而反对的事都是绝对而且完全属实的。

一时兴起随便玩玩和作为一生志向的兴趣有点不同,前者比后者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沃登爵士口中的确说出过几条挺有效的悖论,比方:

我选择俊美的人当朋友,声誉良好的人我才和他们来往,但是只有聪明的人才配当我的敌人。

年轻的美国女子善于隐藏自己的父母,一如年轻的英国女子善于隐藏自己的过去。

慈善家丧失掉对人道的意识,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我可以忍受粗暴的力量,可是粗暴的理智是完全无法忍受的。

我喜欢瓦格纳的音乐胜过其他人的音乐,因为它够大声,大到就算有人整场都在说话,其他人也听不到。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起先是欺骗自己,最后总是变成欺骗别人。

所谓的极度热忱是那些无所事事者的专利特权。

女人唤醒我们想要成就杰作的欲望,但总又妨碍我们达到那个境界。

称猫为猫的人有义务豢养一只。

然后,沃登爵士的悖论通常不过是可置换警句而已(当然,下面的反读部分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现代生活中唯一存留的颜色便是罪恶。

现代生活中唯一存留的颜色便是美德。

我们以太过严肃的态度看待人道主义,这是世界的原罪。假设山顶洞人懂得笑,那么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我们以不够严肃的态度看待人道主义,这是世界的原罪。假设山顶洞人可以忍住不笑,那么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女人代表物质战胜精神,而男人代表精神战胜道德。

男人代表物质战胜精神,而女人代表精神战胜道德。

事实上,《道林·格雷的画像》呈现了沃登爵士的自命不凡和愚蠢可笑,同时也对此加以批判。谈到他,另一位角色会说:“亲爱的……别听他胡诌。他从不说正经话的。”谈到他,作者则说:“他玩弄这个意念,并且任性地变本加厉;沃登将它丢到空中,把它加以转换;沃登放它逃跑,接着又将它捕捉回来;他让这个意念发出奇幻的诱人闪光,并且让它背上悖论的双翼……他发现道林·格雷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于是知道,在听众当中有一位他想吸引住的人,而这个人的心性使他的机智锋利起来,为他的想象力增添色彩。”

沃登爵士对于自认为是悖论的说法沾沾自喜,可是他认识的人却不顶看重悖论:

“人家说好的美国人要死的时候会去巴黎。”托马斯爵士笑着说道。这位大人拥有一个巨大的衣柜,里面尽是幽默的破旧衣物。

而男爵又补充道:“悖论肯定是有趣的,自成一格的有趣……”

艾斯金爵士的确说过:“所以那是一项悖论?我不这么认为。不过也许是。好吧,悖论之道乃是真理之道。为了检验真理,你得把它拿到绷紧的绳索上试试。唯有真理摇身一变成为走绳索的特技表演者时,我们才可以加以判断。”艾斯金爵士没有搞错,可是沃登爵士(不相信任何东西)对于悖论用得十分俭省,而走上那条绷紧绳索上的只是陈词滥调而不是什么真理。可是沃登爵士他在乎吗?

“现在,我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容许我这样称呼你,我想请教你,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说的那些话自己全部都相信吗?”

沃登爵士面带微笑回道:“刚才说过什么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你从头听到尾难道发现有什么不道德的吗?”

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真正不道德的事大家说得少但做得多。追根究底,道林会干那些事是因为朋友们用他们那些虚假的悖论误导了他。到头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本小说里获致的结论。可是甚至这项结论王尔德也予以否定,因为他在小说的序言里就已经表达清楚:“没有哪个艺术家该有道德伦理上的顾忌。对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一切伦理道德上的顾忌都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

而道林·格雷的风格则是对自命不凡、滑稽可笑人格的描述。因此,就算王尔德本人正是自己爱好炫耀犬儒主义的受害者,就算他老是喜欢用讥讽来宴飨读者和观众,我们也不应该错怪他,硬把他笔下的格言警句孤立起来,仿佛他想要而且能够教导我们什么。

当然,王尔德笔下某些最好的悖论曾在牛津某报纸上刊行过,为的是以“对年轻人有用的格言和哲理”,给读者提供生活上的指导:

所谓的不道德只是那些正直清白人士发明出来的神话,为的是要解释其他人散发出来的独特吸引力。

当你证明宗教的真相时,宗教就非死不可。从死去的宗教灰烬里便生出科学。

有教养的人会反驳别人的话。有智慧的人会反驳他们自己的话。

野心是失败者最后的避风港。

考试的时候,总是一些蠢蛋提出一些聪明人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只有文体大师才懂得晦涩的艺术。

生命的首要义务在于尽可能地矫揉造作,至于第二项任务直到今天还未被发现。

真正发生的事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人到了成熟的年纪,严肃反倒成为心智呆滞的标记。

如果你说真理,那么迟早有一天会被拆穿。

只有肤浅的人才会彼此成为知音。

可是王尔德在何种程度上把这些句子看作真正的知识?我们找到的答案有时是矛盾的、值得怀疑的:“我很少认为自己所写的是真实的。”或者:“这是一句好玩的悖论,可是作为格言,我不能说自己赋予它什么太大的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说“真理如果多过一个人相信,那就不再是真理了”,我们对王尔德笔下的真理要如何判定才能让大家同意呢?既然他也说过,“在一切不重要的事情中,风格才是基本必要的,而非真诚,反过来说,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中,风格也是基本必要的,而非真诚”。

所以,不必要求王尔德严格区分悖论(真理)、警句(显而易懂)或者可置换警句(虚假,或者缺乏真理上面的价值)。王尔德所展现的是一种“修辞上难以克制的乐趣”,而不是什么哲学上的热忱。

或许唯一被王尔德发誓为真的格言警句只有一条,而实际上也是他毕生奉行不悖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彻底无用的。”

本文摘选自《文学这回事》

作者:[意] 翁贝托·埃科 译者:翁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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