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社科文献   文献君

哈贝马斯是谁？

海德格尔精简的人生总结，“一个人出生、工作，然后死去”，可能适合放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但绝对不能用来形容这位可能是当下时代的“希腊大学问家”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不只是因为他仍然健在，仍精力充沛地书写新作，还因为他对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化批判主义的巨大贡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丁·杰教授语）。

他是一位毫不妥协的世俗批判者，一位不屑于在公众面前隐瞒自己观点的公共知识分子。

过去的几十年中，于尔根· 哈贝马斯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如 “ 现代性卫士”、“ 交往理论大师”、“ 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联邦共和国的黑格尔”，还有“美茵河畔的权力”、“法兰克福的烈性子”、“ 德国导师” 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并不完全是恭维之词的中性标签还能随手写出一长串。可见哈贝马斯的新闻价值有多高， 其作为学者和时代诊断者的影响来看，他委实不缺知名度。

但你知道这位“思想大师”如何庆祝自己的生日吗？今天是哈贝马斯90岁大寿，让时光流回，跟随文献君一起探访哈贝马斯的60岁寿诞，遥祝哈贝马斯90岁生日快乐！

哈贝马斯，生日快乐！

温塞德向哈贝马斯建议，在法兰克福大学招待所隆重庆祝1989年6月18日这个日子。但他本人决定在施塔恩贝格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所有参加生日庆祝会的人，6月17日就抵达了图青附近由护林员住所改建的伊尔卡高地旅馆，从旅馆可远眺施塔恩贝格湖和阿尔卑斯山，景色极美。

次日夜晚，位于环路旁的哈贝马斯私宅宾客盈门，庆祝生日的人们济济一堂，向60岁寿星隆重献上刚付梓的首本生日纪念文集：《中间反思： 在启蒙进程中》。此书“献给这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现代性理论家；也献给这位在一个仍不断受到反启蒙思潮威胁的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公开表达坚定的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该纪念文集共收录了30位作者关于哈贝马斯作品的分析文章，开篇是洛文塔尔的一封私人书信，信中说：“作为批判理论创立者中的最后一名成员，令我满意和自豪的是，它的第二代杰出人物并不是一位追随者，而在哲学或其他科学学派的后继者身上这种情况很常见。”

午夜时分，呈上纪念文集后——哈贝马斯当即抱怨书价太高——温塞德执意要讲话。他讲到在阿多诺60岁生日庆祝会上与哈贝马斯的初次相遇，讲到哈贝马斯的被译成若干种文字的著作的国际影响，坦承哈贝马斯对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政策的影响。“在这里要说一说作为作家的哈贝马斯。因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所断言的让人信服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在他著作和演讲中的呈现，也依赖于其文学能力。他的写作有一种散文风格，在不回避事实主题差异的情况下，提出论点和推论采用的语言形式令人觉得，进入这方思想天地，探幽其反思路径，乐趣无穷。关于阿多诺式语言，我曾讲过一句话，在这里请允许我再讲一遍： 阿多诺的每个句子——哈贝马斯的每个句子也是如此——与它所表达的事实严丝合缝，但同时每个句子又都力图超出它所表达的事实。”

媒体也对哈贝马斯的60岁大寿表示祝贺，并对他予以高度评价。社民党政治家彼得· 格罗茨在《新社会》杂志撰文表示祝贺，他称赞哈贝马斯是“ 第二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守护者”。

6月16日，《时代周报》刊登贡特· 霍夫曼介绍哈贝马斯生平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在1977年的“德国之秋”，哈贝马斯成功地对新保守主义者的指责—— 他们视批判理论代表人物为恐怖主义思想之父—— 进行了反击。“ 然而，当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政府的担任公职禁令沉默太久，他同样坚决要求他们拿出自由主义立场。”

古斯塔夫· 塞伯特在6月1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指出，哈贝马斯重建了批判理论，把它从一种绝望的理论变成了“ 激进民主理论”。这时已成为汉诺威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耐格特，在《法兰克福评论报》副刊发表文章，为他多年前出版《左派对于尔根· 哈贝马斯的回应》一书向哈贝马斯道歉。达伦多夫在《水星》杂志上写道：“ 他是个热诚、关心别人、富有同情心的朋友， 他的讽刺从来不会破坏他的真诚。…… 与于尔根· 哈贝马斯相处和交谈令人愉快。”哈贝马斯接着亲自写信给达伦多夫，“ 感谢几十年里不知不觉间结成的这份距离也隔不断的亲密友情”。他对这样一种认可很自豪，因为“ 作为同行，大家有各自的生活， 但又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从事对相同问题的研究， 没有什么比同行相惜更复杂微妙、更难能可贵的了”。

萨尔州州长奥斯卡·拉封丹亲笔致信哈贝马斯以示祝贺，他在信中高度评价哈贝马斯，称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民主社会而斗争的先驱，是他“ 提醒人们警惕左派道德严格主义的泛滥”。

在哈贝马斯60岁生日前后，各种奖项和荣誉铺天盖地而来。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早在1980年就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也于1989年9 月授予他这一荣誉； 此前，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已在同年6月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名誉博士学位证书颁发仪式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庆典上， 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阿伦斯和前总统伊扎克·纳冯都出席了庆典。在他的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写着， 感谢“ 他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友好情谊”。社会学家埃里克· 科恩为他致颁奖辞，哈贝马斯向他表示， 恰恰是这项荣誉对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在给科恩的信中写道，由于这次他和夫人在耶路撒冷逗留时间较长， 因此对耶路撒冷的“ 凄美” 更多了些体味和感受，但对它矛盾的一面也略有感知。哈贝马斯回忆道，“ 刻在我记忆深处的， 是在活动现场的那个下午： 背后是荒漠， 面前是已不太年轻的大学生和聚精会神的听众，身旁是同行，虽然是非正式活动，但谁都无法忽略那一刻的肃穆。在一种恍如布莱希特戏剧的友好氛围中，我听到了写在证书上的那句庄严的话语（‘ 感谢他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样的表达与我的情感完全契合。”

12月14日，汉堡大学授予他政治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在德国首次授予这一荣誉。政治学家乌多·拜姆巴赫在听众爆满的大学最大的讲堂中致颁奖辞。哈贝马斯以《获奖者在这样的讲话中怎能不脸红？》为题致答谢辞，他说，荣誉属于“ 失去了在生活中的位置的”事物范畴。他最后指出，汉堡大学把荣誉授给了一个就学术地位而言绝非毫无争议的人。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他还将陆续获得各种国内外荣誉，授予他荣誉的有乌德勒支大学、埃文斯顿西北大学、雅典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剑桥大学等。

（本文摘自《于尔根·哈贝马斯》，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