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韩嫣  来源：人文清华讲坛

他投身公共管理领域33年，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勤奋工作了22年；他将知识经济的概念引入国内，推动全社会的观念转变；他致力科技政策研究，担任中美创新对话联合专家组组长，推动中美创新领域之间的理解；他作为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的倡导者，为中国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体系的建立，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贡献力量。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他更是提出了许多革新性的观点和举措，他愿成为国家泥泞前行路上的“一块板子”，让中国在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

他——就是薛澜。

薛澜，清华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时任经合组织(OECD)科技与创新顾问组成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SDSN）领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联合国大学（UNU）理事会理事等。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中国准备好了吗？6月10日晚7点，新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为你解读。

中国创新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中国科技究竟是强大还是弱小？创新除了造福人类，是否也有毁灭性的破坏力量？有没有一种中国方案，可以建立前瞻性的创新体系，以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文清华讲坛薛澜专场，一起寻找答案。

近期，人文清华讲坛独家采访了薛澜教授，围绕他的人生经历及学术思考进行了交流。

下乡：

从“社会大学”到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生

薛澜在文章《三所大学一代传奇》中写道，自己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其中的“社会大学”指的便是他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下乡生活。

1976年，17岁的薛澜高中毕业后到河北省遵化县下乡。河北省遵化县是比较贫困的山区，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什么、老百姓想的是什么、平常待人接物等等，都是薛澜在城市未曾体验过的。过了不久，实际的问题就来了：知青们没有自己做饭的经验，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一年份额的细粮全都吃光了。干活儿的负担也不轻，尤其是夏天麦收的时候，既要把麦子抢回来，还要种下一季。

知青生活给薛澜带来的最大影响还是精神上的恐慌和对未来的迷茫。所幸在1977年恢复高考，薛澜成为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生。他笑称，“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我们也算是挺幸运的。因为准备的时间很短，所以没有那么折磨，当时是仓促上阵。”

转行：

从纯工科生到跨界学公共管理

薛澜大学就读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这是一个完全无意识的选择。“第一，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所学校。当时我们只允许报河北的学校，而且我自己对数学很感兴趣。所以我报的都是河北省的高校，专业报的都是数学系。这所学校后来录取我，我也觉得挺吃惊的，但也很高兴地服从分配。”

在薛澜读大学的期间，社会思想非常活跃，管理学、未来学、科学学等都正处于兴起时期。当时给薛澜留下深刻印象的书，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是《科学学》。《科学学》讲述的是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有哪些思路和方法去更好地推动学科发展。薛澜当时接触到理工科的教育，刚好有一些基础，对这本书研究的问题和思路方法都觉得特别新鲜，而且跟自己的想法很多都很接近。这些书背后的理念就是：一个国家，包括一个行业、一个企业要想很好发展，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去认识、去管理。这一点给当时的薛澜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与薛澜后来转到公共管理这一学科密切相关。

1985年，薛澜申请到杨振宁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继续深造。到美国后，薛澜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原本一年半的技术系统管理项目的学习，并在第二年申请到一个加速项目，完成了原本需要两年时间学习的公共管理硕士（MPA）项目，一举拿下了两个硕士学位。

在MPA项目的学习中，薛澜发现他原本研究的技术系统管理实际上是大公共管理学科的小分支，而公共管理关注国家公共部门怎样进行更好的治理，这拓展了薛澜的视野。

对于整个国家来讲，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更合适？部门怎样能够为国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财政怎样更好地合理使用......学习公共管理后，薛澜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意识到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它的背后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思路，要对一个政策问题进行利弊的权衡，最后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

而这个时期，在中国，公共管理还没有成为一个学科。

归国：

从留任美国到归国创立公管学院

1991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毕业后，薛澜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从事技术系统管理的教学研究工作，很多学生都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市政府工作的在职研究生。“当初在课堂学习的知识主要是一些理论，但是在华盛顿教书，尤其是给已经工作的人上课，挑战是很大的。他们对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体制，包括各种技术系统管理的实践了解的其实是比我多的，所以我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但也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得以认识智库（思想库）在美国管理中的作用，为他后来回国建言献策与推动中国思想库研究做了准备。

虽然在国外任教，但是薛澜表示他们这代人出国，多数都是准备回来报效祖国的。1995年10月，世界科学园大会在北京召开。薛澜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并利用回国的机会跟国内同行交流。根据一位同行的介绍，薛澜得知清华大学正在筹建21世纪发展研究院，与薛澜当时的想法十分接近。这位同行帮助薛澜与清华大学的侯世昌老师建立了联系。薛澜认为：“美国等国家的公共管理已经比较成熟了，做研究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在中国，公共管理任何一点改善影响所放大的倍数都是不可想象的。”

薛澜希望回国从事公共管理研究，不限于科技政策，但科技政策至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希望围绕这方面成立机构，做研究，培养人。那个时候清华领导对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已经有了共识，希望有这样一个政策研究机构，对国家的宏观政策、科技政策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不久，薛澜便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前任党委书记方惠坚老师和侯世昌老师牵头的筹建工作。

1996年薛澜回国，清华大学成立21世纪研究院；1998年，国家开始论证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的可能性，清华大学成立了公共管理系，挂靠在经管学院下。2000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这两个机构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成为国内第一所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创新系统：

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

回国不久，薛澜与同事一起翻译了一篇OECD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后又参与编辑了《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在国内把“知识经济”的概念开始传播开来。1996年，国家刚刚告别短缺经济，大家更注重物质的丰富。同年，朱镕基副总理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但全社会对其意义的认识不够。1996年，我国对研发的投入仅占GDP的百分之零点几。这一方面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另一方面研发投入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和产品，中间有一个很漫长、很复杂的过程。而“知识经济”的提出，可以转变当时的观念。

薛澜指出，认识知识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要劳动力、资本而仅靠知识。随着观念改变后，我们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增加知识的供给，最后知识还是要和劳动力、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这可以为我们打开更广阔的可能性。“经济生产是各种要素的组合，原来可能是一千种，把这个打开了以后可能是一万种、十万种，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发展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薛澜说道。

科技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一直是薛澜关注的重点。在2009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后，知识产权的问题不断出现，中美都认为有必要在大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专门开辟一个创新对话机制。创新的背后有它的特定规律，要让中美创新对话更有成效，就要把规律的问题认识的更清楚，为对话提供更好的基础。在2010年中美创新对话上，薛澜提出建立中美创新联合专家组，对中美创新重大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一方面，中国是美国很多高技术产品最大的用户；另一方面，美国又是很多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地。在全球产业分工链里，中美处在链条的不同位置，美国是在高附加值前沿技术高端，中国从原来的低端走到了中端，甚至一些高端领域中国也可以跟美国进行一定的竞争。但是总体来讲，中美有很强的互补性。”薛澜说道。中美创新联合专家组的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时任中国科技部万钢部长和美国总统科技顾问霍尔德伦的一致赞同。此后，薛澜应邀担任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中美创新对话从2010年一直持续到奥巴马总统卸任的2016年，期间为中美双方在创新领域增进沟通与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薛澜在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主题演讲，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

薛澜指出：“所谓‘成长的烦恼’，既是指全世界，也是指中国。前三次工业革命时，在发展最前沿的阶段，中国都是在干自己的事，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国际的科技发展水平。这样的‘好处’是技术到了中国的时候，它已经相当成熟了，对社会各方面不利的影响也都磨的差不多，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技术应用大概是什么情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好处是我们成长了，我们可以跟全世界这些领先的国家一起去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作为领先用户带来的烦恼，这些技术带来的各种不利的社会影响也会碰到。比如就业问题、技术变革所涉及到的上下游产业重组问题等。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研究这些问题，怎么样去引导技术健康发展，去规避那些可能的风险。”

中国危机管理倡导者

在危机管理领域，薛澜及其团队也卓有建树。

2003年4月17日，在非典十分严峻的时刻，薛澜向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等有关领导作了关于应对“非典”的危机管理专题汇报，其专著《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也被认为是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的代表作。非典是以公共卫生事件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对整个社会影响是巨大的。“非典之前是第一代应急管理体系，传统行政体制下各类事件由各个相关的部门去应对，相对被动。一旦有事件就成立一个指挥部，解决后指挥部就解散。到了2003 年相当于是第二代应急管理体系，整个运行模式有重大改变，建立了‘一案三制’。‘一案’就是有一个国家总体预案和针对各个部门、各类事件的预案体系；‘三制’就是指法制、体制和机制，从法律法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对突发事件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的管理。到了2008 年，这个体制已经比较成熟了，能够去应对冰雪灾害与汶川地震。”薛澜说道。

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薛澜与其同事们参与了前期草案的讨论工作。薛澜指出：“在起草的过程中有一点始终需要保持平衡：一方面在突发事件的情况下需要给政府更多的权力，让政府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有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不能轻易侵犯的，或者说侵犯了以后还要通过怎样合理的方式补偿，这两者之间怎么权衡。”

从2003 年大家对危机管理完全没有认识、到2007年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直至2018年成立应急管理部，中国危机管理发展的脉络令人十分欣慰。国家对各种危机事件、对风险的认识意识不断提高，同时党政国家领导人提出综合的国家安全观，把这些问题提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在体系建设方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危机管理具体的体制机制设计，还在不断的探索改革试错过程中，所以目前并不是最终的状态。”薛澜认为。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做泥泞前行路上的“板子”

薛澜在1996年就提出了中国的思想库机制建设，并在2006年前后发表一批文章。思想库的出现跟国家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政府要分析和处理的问题愈加复杂，但政府部门又不具备各种政策分析能力，所以必须依靠外界的一些专家能力来帮助政府做分析。智库（思想库）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薛澜指出：“思想市场的作用在于提升政策分析讨论的水平，原来是100 种不同的方案，通过思想市场研究机构的互相辩论，提到更高水平，最后由决策者辅以政治判断再进行选择。”

薛澜认为，智库（思想库）建设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手段：“因为中国很大，问题很复杂，很多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是断崖式的政策改变和调整，往往会积累很多负面的效应，一时可能看不到，但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从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看，渐进式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往前改一步，就有一定的经验教训的学习和积累，好的方面就会不断地被放大，下一步再走的时候就可以走得更科学。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定的势，这时再进行比较大的变动就会更加科学合理。所以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渐进式的改革有一些内在的合理性。”

2014年，薛澜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泥泞前行。“这跟我们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有某种程度上的对应。中国改革的过程大家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一层含义是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方向上也有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另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改革到了今天，首先我们的方向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要想从这个地方达到那个地方，中间的路非常不平坦，泥泞前行，你的脚得从泥里拔出来再去走，有点像爬雪山、过草地。第一，下一步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硬骨头。前些年，很多领域的改革按照经济学来讲都是帕累托改进，我们的改革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大家都获益或者相当一部分人获益，这种改革的阻力是最小的。然而，现在即将要进行的部分改革就有可能损害到部分人的利益，这是‘泥泞’的一部分。第二，在啃这些硬骨头的时候往往花了很大的代价，而科学决策能够大大减少改革需要付出的成本。恰恰在这个阶段，更需要我们去运用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思路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所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薛澜指出。

对于为什么总是能够捕捉到一些前沿的问题，薛澜回答：“两个因素在里面起着作用。第一，好奇心。作为一个学者我始终是有好奇心的，有一些新的领域，也许我不那么了解，但是它的现象很有意思，这些新的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值得去深入研究。第二，责任心。我是我们这代人里非常幸运的人，77级高考录取率不到5%，我们那十年还有多少人没有参加高考，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有这个知识、有这个能力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们是义不容辞的。”

谈到未来，薛澜说：“我没有特别大的理想，首先是能够尽快地把行政的事情卸下来，进一步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希望在公共管理领域能有更多新的研究，尤其是能够把更多的想法系统化，整理出来，在学术思想上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另外就是多培养几个学生，在教学方面写一本教科书。”

“我愿意做泥泞道路上的一块板子，可以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走得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