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窗小狐 来源：谭天论道 

出狱后，他也找过投资人谈大项目。接近牟其中的知情人士透露，“人家说的很客气，现在的玩法不一样了，以前那种不让你担风险，你把钱借给我的模式行不通了。”牟其中无法接受被“一个不懂这个事的人”判断和审查。他找到另一套解决方法——“我投资是大概行的行为，大概方向行就行”。
这种特质也是当年南德被诟病“无管理”的肇始。但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依靠灵感和自我经验，“这才是牟其中，否则他也做不成换飞机那些事。”

文 | 李兴丽

摄影 | 孙俊彬 吕萌

编辑 | 王晶晶

走得太热了，灰色的毛线帽被扒了下来，两缕白发在早晨7点的冷风里飘起来。牟其中擦了擦头顶的汗，一个员工快步跟了上来，跟他讨论“西伯利亚开发基金的事”。

这是12月的一个早晨。牟其中一天的开始是围着北京永定河附近的公园“暴走”一圈，他身后常常跟着十几个追随者。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集体晨练的场景不多见，绿化工人都要停下手里的活，目送他们一段。

“这人谁啊？”一个路人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感到好奇。

“就是那个要把喜马拉雅炸个大口子的，牟其中啊！”穿天蓝色外套的女路人回答。她知道牟其中是因为2016年他刚出狱那会儿，报纸上说，“他在门头沟还有两百多套房子”，罐头换飞机、俄罗斯发射卫星的传奇经历，“齐刷刷，写了一整版”。

事实上，门头沟的房子早没了。264套房子，从1990年代的每平米不到2000元，飙升到眼下的三四万。法院拍卖了房子，现在，它们属于私人产权。南德集团的办公楼也变成小肥羊火锅店，又在拆迁中变成废墟。

1999年，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2000年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后狱中改判为18年有期徒刑。出狱时，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有了落脚之地。

半年后，他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创建了两家新公司。办公的地方距离二十多年前南德集团的职工宿舍楼不到两公里。

曾经的辉煌岁月近在眼前，但属于他的故事已经面目全非了。

两年来，新的追随者慕名而来，也有故人相继离去。对他来说，这只是生命中必经的离合。18年牢狱生活，牟其中提炼了自己的“智慧”，认为找到了可以“打开世界未来500年大门的钥匙”。现在，他要付诸实践。对一个78岁的老者来说，他试图再次创业，证明自己的故事，依然新鲜、感人，甚至残酷。

最好的时代

如果以一个七旬中国老人的生活坐标打量牟其中，他的生活显得有些孤寂。

两任妻子都离他而去，最近一年，坚持为他申诉18年的“红颜”夏宗伟也离开了。在北京门头沟，他身边的亲人只有一个外甥女，是公司的“办公厅主任”，以及被他“劝回国”的大儿子，名字印在公司办公桌的粉色名牌上。

“一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他这样评价父子关系。1999年，牟其中被捕后，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辍学、打工，度过了艰难的青春期。“以前怕抓，不敢回来。”牟其中说。

从入狱到出狱，他的体重从180斤缩水到140斤，不过身高没变，还是1米8，腰板硬朗而笔直。但是走起路来，一不小心就露了马脚——右腿轻微摇摆，熟悉他的人说，那是在狱中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雄心勃勃：要复兴南德集团旧业，还要实验在狱中发现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他擅长的“空手道”法则，通过资本运作，把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完成与资金数量极不相称的项目。

他每天五点起床，看材料、早晚沿着河暴走10公里，接待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合作者”。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

国家、人类、中美竞争，依然是他挂在口头的话题。像二十年前一样，他从来不需要文稿，“记忆力极强”，一开场可以自己讲上一两个小时。

“我有本书，《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看一下，”10月15日，在门头沟公司的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上，他提醒大家，“（满洲里）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项目，我认为可以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就在三周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裁定书，提审牟其中案的民事部分，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编者注：该裁定书落款为2018年6月22日，发布日期为9月21日。）出狱后一直婉拒外界采访的牟其中，向媒体敞开了大门。

“党中央目前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决心是非常大的，请大家一定传达这一点。”采访中，他两次提醒记者。此前，企业家张文中诈骗案经最高法再审改判无罪，牟案再审一度被部分舆论解读为“可能迎来转机”。但很快，最高法发布信息称，提审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无关，部分媒体系误读。

曾代理牟其中申诉的律师刘兴成感到费解，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来面对媒体：“民事判决的结果是信用证诈骗与牟无关，现在重审，如果改判，对他不利啊。”

但牟其中本人感到乐观。

12月14日，牟其中告诉《后窗》，刑事申诉已于去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现在提审民事部分，让他恢复了信心，“无论刑事还是民事，是一个案子，只要开庭就行了。”

无论如何，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营企业家再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出狱后，登门者一直络绎不绝。“能平反吗？”“老牟，我们支持你”……接近他的人透露，有老板资助了上千万，帮助他东山再起。

但此刻，他声称的“公司第一大项目”正在遭受记者们的拷问。

“这个项目你参与了哪些部分？”

“我们参与了计划开发。成立了公司，后面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还有很多事。”

“公司盈利了吗？”

“还没有。”

记者们一头雾水，“那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合作方式很多，太细了。没有新闻价值，我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资本做吗？”

“借，借钱。”这些提问让他感觉“很外行”，关于抵押物，他说凭信用就够了，顿了顿，又反问，“光满洲里10平方公里多少钱？”

被捕入狱前，满洲里政府已经被要求收回10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面对记者质疑，他坚称，“10平方公里土地的产权是我们的”。12月第二次见面时，牟其中透露，“产权证遗失了，抄家嘛。要它补发。还没有补发。”

他坐在一把红色雕花实木座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摆着现任国家主席的圆形瓷碟画像，“1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值100个亿吧？至少100个亿。”他显得很有底气。

“那您现在募到了多少资金？”

78岁的老人发出了谨慎又慈祥的笑声：“那是个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牟其中在接受媒体采访，出狱后，他对外界采访采取谨慎态度。

他避谈具体问题，讲述宽泛而遥远。从三次入狱，又三次出狱的经历，讲到马克思、哈耶克、哥白尼、布鲁诺，从欧洲文艺复兴，讲到中美竞争方式的转变。

看上去，18年的牢狱丝毫没有摧毁他的信心，反而为他镀上更加坚硬的外壳。

出狱半年后，他就成立了新公司。天眼查显示，公司最初的注册资本是3万，后来改为1个亿。这意味着公司要在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我赔得起”，他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

在身边的朋友看来，赚几十万的项目，牟其中是看不上的。他需要给这辈子一个交代，所以必须要做大的项目，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才能重新证明他的价值。

但眼下，记者更关注可行性问题。相比语出惊人的项目，像褚时健那样低头种橙子的老企业家，更务实也更令人信服。他们打断他，“您现在重新创业，需要做哪些改变吗？”

“是环境改变了，不是我改变。”像18年来坚称无罪一样，他也不认为自己需要适应环境。

18年来，微信早已代替了BB机、大哥大，他坚持不用手机，“浪费时间”。他有一个iPad，装了微信，但那只负责接收朋友发来的文章。他阅读，但从不回复。如果要回复，就发个文件，“转谁谁”。

在他眼里，时代在向着利于他大展拳脚的方向改变。

“20年前‘空手套白狼’是个贬义词，现在更适用发展。”以前做生意，他“如履薄冰，要关心政治”，还被怀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美国特务。现在，“没有任何压力，我跟朋友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位于北京门头沟的南德职大筹备办，这里是牟其中重新创业的起点。

牟总跟马云一样，是风云人物

10月15日，在那场历时两个小时的见面会上，创业者牟其中花了半小时向“年轻记者”回顾他三次入狱的经历。

在中国，他是鲜有的曾三进三出监狱的商人，并且不对此感到任何避讳。

“23年零15天”，他总结。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在高墙内度过，他没有抱怨，还把每一段都赋予了重大意义：“第一次是为民营经济争取出生权，第二次是争生存权，现在是争发展权。”他声音平和，又带着某种不可辩驳的坚定。

关于牟其中的经历，最传奇的部分常常被概括为：罐头换飞机、俄罗斯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

在1999年1月7日被警察带走之前，那个身高1米8，体重180斤的商人，留着领袖式“大背头”，满面红光。在国家单位还没有配备电脑的1990年代，他掌管的南德集团已经配置了台式和笔记本电脑，员工每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工资。

流行下海经商的年代，“体制内的处长、局长来了，也没有位置。”一位南德旧部说，彼时，南德拥有“一流的人才”，连看门的保安都是退役的武警战士。“冯仑、王功权都是南德出去的，牟总跟现在的马云一样，是风云人物。”

1992年，南德在既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更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从国内拉了800 多个车皮的轻工产品，去俄罗斯换回了四架图-154客机。牟其中倒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在媒体报道中，他称赚了近1个亿。

那是迄今为止中俄民间贸易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项易货交易。靠着敏锐的嗅觉和信息差，四川万县的牟其中一夜成名。

“老牟，你可真狠，我的牛肉罐头，你隔了6个月才付款。”回忆起王石到监狱里看望时的调侃，牟其中哈哈笑起来。那时候，王石经营的还是贸易公司，货物付款的日期牟其中说了算。

即使在今天，他独特的市场预见眼光，也令接触过他的人感到佩服。

在湖北洪山监狱服刑期间，牟其中除了坚持锻炼身体，看《新闻联播》和十几份报纸，还筹集资金，成立了一个创业小组。“2001年的时候，电脑越做越小，我们就讨论可能最后就会做得手机那么小。”创业小组的计算机博士刘波回忆，当时牟其中打算做智能手机，最后因为资金不足没有成果。两三年后，国内最早的智能手机多普达问世，“如果放在外面，（我们）也就做出来了。”

2005年，刘波出狱，牟其中送了他两句话：坚持做你的技术。如果想挣快钱，就投资房地产。那一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第一次调控。“他富有过，看到的都是多少年后的事。”

和众多极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企业家不同，牟其中是少有地将自己与社会改革紧紧绑定的人。

在他的讲述里，每一次入狱，都有中央工作小组来“把我放了”。相比法律的审判，政治领导人对他的案件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坚信第一次入狱，是因为胡耀邦的批示才获救。第一次出狱后，没过两年，因为倒卖钟表，万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罪再次把他收押，一年后才释放。这一次获救，他认为是“邓小平1983年南巡的影响”。

对于第三次因信用证诈骗罪入狱，他非常乐观，觉得终会被“平反”。对那些一直支持他的人，他下意识的回答是“他们不是支持我，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

在为他服务了十几年的律师刘兴成看来，牟确实是有使命感的，“他一写（申诉书）就是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这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话语。他认定自己的项目对国家有重大的价值，对企业来说，也会产生良好的回报。

但在救赎的方式上，“他陷入了路径依赖”。刘兴成解释，当下的法制环境与几十年前不同了，“需要就案件谈案件，一味政治化是没有出路的”。

尽管刘兴成支持他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但在狱中时，律师写的申诉书，并不被牟接受。“他觉得中规中矩，他一写就是几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刘兴成记得，18年间，老牟委托夏宗伟将各种申诉材料寄给最高法、最高检、政治局常委，“十几年，加起来以吨计了吧。”

牟其中的一位老友理解这种“政治热情”。他和牟都曾在运动中受到批判和波及，“我们那代人是生命里带着的敏感。”

时至今日，牟其中还会跟记者讲起40年前被批斗的情形。万县召开10万人大会，连小学生都组织参加。他被五花大绑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行，胸前挂着硕大的牌子。

那是他第一次入狱，因为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书，他在文革里成了反革命，被判死刑，坐了四年多牢，最后被无罪释放。牟其中说，解救他们的工作小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新长征’，这是胡耀邦当时喜欢用的词”，他认定南德“是受胡耀邦同志之托创办的”，并把自己创办贸易公司，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起点。

2016年出狱后，老友试图劝过牟其中。时代的议题已经变了，路线斗争已经不像原来那样重要了，“不是说你是改革的，就无罪了。但他接受不了。”

在牟其中的话语体系里，自己是社会变革浪尖上的探索者，每一次遭受的挫折，都源于国内否定改革势力的陷害。如果自己是一个被挑选的民营经济领军者，那么他终究会被搭救。

牟其中所在的办公区，此前院子里就有一尊毛泽东像。

疯狂的时代早过去了

18年后，曾经的商业狂人开始了又一次创业。地点定在门头沟永定河旁。

从一个商业中心旁的小路进去，路边摆着一块“南德职大筹备办”的蓝色指示牌。绕过一个老年篮球场，拐进一处僻静的小院，就是牟其中新的战场。

那是一个建有凉亭和花架的中式庭院。10月，院子里的月季花一簇一簇还在开。凉亭旁边打了一个小房子，养着一只刚满月的小黑狗。工作人员说，那是牟其中暴走时，心生怜爱捡回来的流浪狗。

“他太可怜了，扔在路边没人管，被人遗弃了。”12月14日，即将开始晨练时，他陷入回忆。那是他少有的展现出柔软的时刻，颈部的肉也跟着垂下来，像个邻家的老爷爷。他喜欢读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给狗取名“黑格尔”，公司里有专人给它喂食。

会议室是这个公司最国际化的地方。电视上方悬挂着五盏钟，浅绿色的纸条贴在下面，依次写着：纽约、洛杉矶、北京、莫斯科、悉尼。这似乎暗示那些俯首在办公桌上的员工，正在操作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业务。

“负责办公厅事务”的张雯说，现在公司五六十人，大部分都是“志愿者”，有南德的老部下，也有慕名而来一起创业的新人，包吃包住，每月能领到3000元。

志愿者年龄跨度不小，既有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南德退休老人，也有穿着宝蓝色西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我是做投行出身的，多交流。”一个打着发胶的年轻人向来访的记者递上名片。

在追随者眼里，“牟总是能看到未来的人”“有伟人的气质”“他教的不是术，而是道的问题”。

一个自称名下拥有七八家公司的志愿者说，自从学习了牟总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几家公司都有了质的飞跃，我们都是看上千万的项目”。

（未完待续）

（文中刘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