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 比较

采访人：Dilip Mookherjee

记者：李蔚，卢一志，屠秋瑶

采访问题设计：李蔚

审阅：王永钦

“ 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法则。经济学更像是进化生物学。生物学中关于自然选择，有达尔文的原理。但是每个生态系统都不尽相同，而达尔文的原理在其中的应用方式也随之变化。类似的，在经济学中我们也需要把每个地区、每个行业单独考虑，在回答政策问题之间，先弄清楚这个特殊的行业或地区的运行原理。科学理解必须先于政策研究。而要达到科学理解，我们既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测试这些理论是否正确。”

“ 最近的一项非常有趣的进展是，不把政府和市场当做仅有的两个可选项，并把（社会）网络当做第三个重要维度纳入考量。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经济网络，政治网络等等。在过去的几年，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而最近才能看到一些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社会网络的实证文章，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 最理想的研究是：（1）首先，花大量的时间，运用简约方法，找到正确的模型或者理论。我做实证研究时，会花许多时间与当地的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经济学家常常太习惯于拿到数据，跑跑回归，而对当地的情形毫无了解。（2）一旦你确定了具体的模型之后，即找到了大量的与模型相符合的实证证据之后，那么就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结构性估计了。”

“ 评价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有以下的两个标准：（1）是否重要：这应当是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2）如果这是已有50篇论文研究过的问题，你的目标不该是写出有关该问题的第51篇论文。你应该多去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

本文转自公众号：王永钦

Dilip Mookherjee，世界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波士顿大学教授，Econometric Society院士（2008年），波士顿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1982毕业于LSE，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任教。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合约理论。在经济学顶尖期刊Economet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of Politcal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他不仅学术研究水平高，而且上课效果极佳（曾获波士顿大学最佳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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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对比，中印对照

采访人：您上次来访中国是1988年，当时的人们还穿着统一的蓝制服，戴着红军帽。相比于30年前，您此次来到中国，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Dilip Mookherjee：当今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30年间，中国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发展至如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而发展的成果举目皆是：高耸的大厦，宽阔的街道，衣着笔挺的人们和他们脸上飞扬的自信的神采。各种机构、组织井然有序，与国际前沿接轨。就拿研究机构来说，教员的水平和学生的质量都很高。中国在短短30年间能在诸多方面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瞩目的。

采访人：的确， 从1988-2018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举世瞩目。然而 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正式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备。中国在不完备的正式制度下经济的飞速增长也被称为“中国奇迹”。许多学者尝试为“中国奇迹”提供解释，那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Dilip Mookherjee：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十分独特的，比如缺少必要的产权保护等等。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其司法、行政体系都大不相同。这种特殊的模式利弊皆存。现近有许多文献致力于制度研究，我认为他们若能仔细研究中国的情况，必将大有收获。Acemoglu和Robinson有一本讨论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的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制度的理论探讨和其在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我上周在复旦报告的我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社会网络、社区网络等一些独特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这些非正式制度可以作为不完备的正式制度的补充。我们发现，非正式制度确实在民营企业的进入决策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来自相同地方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群之间有很强的学习效应。这是中国处理不完备的非正式制度的办法之一。

采访人：您的祖国印度和中国，在地缘上非常接近且同属人口众多的国家，常常被拿来作比较。然而近年来，相比于中国，印度的发展似乎较为有限。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Dilip Mookherjee：首先，单从经济增长上讲，近年来两国的经济增速其实比较接近。印度经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快速增长的，而中国开始的时间则要早一些，从邓小平带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就开始了。并且在中国增长早期有完善的土地制度改革，即建立了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在发展的后阶段，即上世界90年代和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可能略微高于印度，但差距不明显。

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显著。印度从未进行过完善的土地改革，且其教育、医疗水平相较于中国要低很多。就我看来，共产主义的一项伟大成就，就是保证了人们在资产可得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平等地位。这为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印度有为数众多的贫困、营养不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虽然两者同为大国，但印度是民主国家，且国家内部差异明显。这是另一差异所在。中国国内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相比于印度而言，则要小得多。印度从种族、语言、宗教各方面差异巨大。而在这样一个差异显著的国家内部推行任何政策，又必须是建立在各方达成共识、保证民主的基础上。所以在印度，各项事宜的推进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能够取得与中国相近的经济增速，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当然，增长并不能代表一切，关键还是要有发展，这就还需要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发展，经济增长的构成和分布等等。在环境保护、人力资源发展等方面，中国的确要比印度做的更好。

采访人：对，确实应当注意在增长和发展的区别。接下来的问题会更偏学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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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证

采访人：在您之前的研究中心，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您始终在理论和实证中保持着很好的平衡。那您认为在做学术研究时，理论和实证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Dilip Mookherjee：是的，我认为保持理论和实证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太侧重于理论。有许多理论是毫无实证支持的空想。紧接着又是从90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实证大潮，着重于用实验方法获得数据。而此时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只关注于实证研究而忽略了对更深层次的问题的探讨，比如说如何理解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如何从观察到的现象出发，挖掘背后的运行机制。现在的很多研究太着重于对于政策的讨论，甚至都没有先理解清楚背后的经济基础和影响机制，就忙于回答什么样的政策有效，什么无效等问题。

我认为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法则。经济学更像是进化生物学。生物学中关于自然选择，有达尔文的原理。但是每个生态系统都不尽相同，而达尔文的原理在其中的应用方式也随之变化。从大体上来说，每个生态系统都符合达尔文的原理，但是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动态特征。类似的，在经济学中我们也需要把每个地区、每个行业单独考虑，在回答政策问题之间，先弄清楚这个特殊的行业或地区的运行原理。科学理解必须先于政策研究。而要达到科学理解，我们既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测试这些理论是否正确。这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证是缺一不可的。

采访人：那么，即便理论和实证从道理上讲地位是等同的，在实际研究时，是否还是应该先进行实证研究再从中总结出理论呢？

Dilip Mookherjee：是的。2004年我曾在康奈尔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过有关内容，此文后来发表在名为经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印度期刊上。在文中我总结了科学知识的一般发展进程。即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通常是在非常基本的描述性的证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中人们总结出一些理论，并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因而对实证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知识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证的反复中得到的。在经济研究中，只有很好地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才能够弄明白背后的影响机制，而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经济政策。顺便提一句，医学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你去看看癌症的研究历程你就会发现，只有在基因学取得了重大进步，人们理解了癌症的起源之后，关于癌症治疗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突破。在此之前，人们只是不断尝试不同药物，并不知道哪些能够真正有疗效。每次推出新药，人们都抱以殷切期待，而希望又很快落空。经济学中也是如此，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在某个环境下某些理论一定适用，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照此制定政策，然后人们才发现这完全不起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缺乏科学理解所导致的。

采访人：这种在理论和实证中的反复验证需要有极大的耐心。

Dilip Mookherjee：对的，的确如此。

采访人：Duflo教授在2010年有过一篇关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议程的文章，其中提到，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应当：（1）复兴应用理论，结合最新的实证研究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2）扩展实证研究；（3）拓展有关微观扭曲造成的宏观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8年后我们回顾当年的研究议程，您觉得理论方面是否有复兴，实证研究是否有扩展呢？

Dilip Mookherjee：有的，我们当今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更为复杂精巧的计量分析，其中相较于从前，结合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并在用更复杂的检验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这些年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采访人：在过去的8年我们似乎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么，您认为未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前沿会在哪里呢？

Dilip Mookherjee：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最近的一项非常有趣的进展是，不把政府和市场当做仅有的两个可选项，并把（社会）网络当做第三个重要维度纳入考量。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经济网络，政治网络等等。在过去的几年，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而最近才能看到一些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社会网络的实证文章，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15年前，政治经济学也是经济学中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那时发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理论，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文章。那时的经济学家拓展了经济学的领域，把政治学吸收了进来。而现在，我们正在把社会学也吸收进经济学的疆土之中。有许多最近研究就致力于理解社会关系和其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发展体制。可供选择的范围很宽泛，我们可以选择纯政府导向的体制，或纯市场导向的，或者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依赖于社会网络的混合体制。我们越来越对不同的权力分散化的途径感兴趣，而社会网络正是权力分散化的一种形式。那么社会网络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我在过去的数年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在复旦的部分课程对于这些研究有做一些介绍。我预期这将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采访人：那么，要推进这类的研究向前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会十分必要呢？此前我在德国学习有关发展理论和自治时，老师曾提到过这类的自治式发展。

Dilip Mookherjee：是的，可供选择的范围很广，在纯政府或者市场导向之外，还可以依赖于社会网络、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等等。

采访人：是的，人们依然在努力完善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

Dilip Mookherjee：对，可选项太多了，且不管哪行哪业皆是如此。以教育为例，可以有纯公立学校，纯私立学校，非政府组织组建的学校，由学生家长组建的学校，由地方领导或地方政府运营的学校，等等。学校一旦建立起来之后，以非政府组织组建的学校组建的学校为例，州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同关系又有许多种可能。融资方式、学校表现的评估方式等等，皆可做文章。设计合同关系时是需要考虑到很多细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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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方法和结构性方法

采访人：之前您讲述的是您对于理论和实证的关系的一些看法。那么就实证方面，随机对照试验几乎是建立因果关系的首选。但随之对照试验也受到了一些批评，例如弱外部有效性、道德考虑等，那么实验方法相比于其他的一些运用现有数据的方法，主要的优点是什么呢？这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吗？

Dilip Mookherjee：对，是互补关系。随机对照试验是非常重要且有用的工具，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最好的。在特定设定中，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确立因果关系时通常会碰到的一些困难。但在实验进行时，有许多因素是该实验所在环境特有的，而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哪些是重要的、会影响结果的。正是出于这种外部有效性的考量，有学者正致力于重复已有实验，看结果可否复制。但这样做的成本很高。我们需要在许许多多的不同设定、不同环境中重复进行实验。实验本身就是高成本的，必须依赖于研究基金支持，还得协调与实验参与者（机构、家庭、企业）的合作。所以进行一项实验是耗时耗力且成本高昂的。确实有学者正试图在不同环境下重复进行多次实验，但显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并不现实。

随机对照试验的这些局限，有时可以在自然实验中被克服。自然实验通常是基于政府的已有政策的，其实行的范围通常是省级或是国家级。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大量信息。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需要面对确立因果关系的问题，目前也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目的。这种办法是更节约成本的，但也可能会使结果损失一定的准确性。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当两种都予以尝试。

采访人：另一个有关实证研究的问题是，现今有大量的运用双重差分、断点回归等简约方法的研究，而大家似乎对此感到有些厌倦了。结构性估计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背后的影响机制和反事实。就您看来，这两种途径的优缺点为何？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结构性方法会成为必做之事吗？

Dilip Mookherjee：我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传统的简约方法在检验不同理论时十分重要，因为在检验理论时，我们不知道哪个理论在这个特定环境下是最正确，最无偏的。此时简约方法优于结构性估计，因为在做结构性估计时，必须先设定一个具体的模型。我们必须确保这个模型能够描述事实，之后的估计才是有意义的。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中的许多研究过分结构化了，而忽略了对于模型有效性的检验。

对我来说，最理想的研究是：（1）首先，花大量的时间，运用简约方法，找到正确的模型或者理论。我做实证研究时，会花许多时间与当地的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经济学家常常太习惯于拿到数据，跑跑回归，而对当地的情形毫无了解。（2）一旦你确定了具体的模型之后，即找到了大量的与模型相符合的实证证据之后，那么就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结构性估计了。在这个模型里，你可以看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有别的政策结果会怎么样，如果改变了一些参数结果会如何发生变化，还可以进行福利分析。这是简约方法所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在做结构性估计之前，你必须确信你所用到的模型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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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采访人：在您上周的课程和讲座中，您总是能给观众带来惊喜。您的研究出发点十分平实，显而易见，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总是出人意料。比如说您提到的，有信贷约束的情况下，中间商的存在或许是好事，修路便于农民往返本地市场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等等。您是位深刻的思想者。那么在您的这些研究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思考方式贯穿始终呢？

Dilip Mookherjee：你需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思维，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地去放下偏见和预想，去质疑一切，而不是把它们视为想当然的存在。要准备好迎接惊喜。而你真正发现惊喜的时候，正是你从研究中有所收获的时候。如果一项研究只是证实了你的预想，那也可以说是你毫无收获。所以我认为学习的关键就在于思想开明，乐于发现和接受各种惊喜。

采访人：那么当您发现一些反直觉、或者是与先见不符的现象的时候，您通常是怎么做的呢？

Dilip Mookherjee：这是常有之事。通常你有一个模型或是理论，然后期望找到一套证据来证明模型的正确性，但往往会事与愿违。这时你需要倒回去，想一想，也许这个模型或者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合适。那么你需要修正这个模型，把之前所忽略掉的因素加进去。就这样从理论到实证来回往复，直至你寻找到你所需要的能够解释全部事实的模型。

采访人：听起来难度很大。您之前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发展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到合约理论和产业组织、博弈论，您都有研究。那么在这所有的研究背后，有没有一根主线呢？

Dilip Mookherjee：有的，我的兴趣点在于中间商和中介。我在这里的课程内容，多多少少都是与此有关的。在发展经济学中，中间人（中介）是连接家庭和企业的经理人。政策的施行是个关键的问题，通常政策的制定者需要依赖于其他机构，比如说地方政府，来推行政策。而我的关注点在于，这些中介应该是谁？是政府人员，私人部门还是非政府机构？中介的激励应当如何制定？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把社会看作是政策制定者，经理人或中介，与人民之间的层级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中问题症结往往在于如何选择正确的中介和如何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这是我的研究主线。我的理论工作是为这种分级合同建模。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是研究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产组中也是如此。总的来说我的研究主线是，谁才是正确的中间人，如何与中间人制定合约。

采访人：那您所做的诸多工作，涉及到多个领域的不同话题，是因为您的兴趣点偶有转移，还是说您所研究的一个问题，引出了另一些问题，最后形成了这宏大的版图呢？

Dilip Mookherjee：我认为两者皆有吧，我也没曾想到我在政治经济学和中间人上的工作会同时开始，这几乎是下意识的。而随后我意识到，这两者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在选择中间人时，在私人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抉择。

采访人：是的，我的一位老师曾说没有哪项研究会是一个句号，它们只会引出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问号。

Dilip Mookherjee：确实如此。我在研究项目开始之初，其实是想了解印度孟加拉邦——我的故乡的农民。我最初试图理解土地、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本质和土地改革如何改变了生产力。然后我发现问题超出了土地改革的范畴。我在与当地农民交谈中发现，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制度改革，而在于信贷约束和市场营销手段。农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是否能确保土地产权。在孟加拉邦，问题在于如何获取贷款以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如何销售出所收获的经济作物。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中间人感兴趣，因为当地的农民是把产品销售给中间人的，由此我开始研究这之间的种种关系。所以确实是，一个问题引出了另一系列的问题。我一开始研究土地，随后放弃土地转而研究信贷，而完成了一些有关信贷的研究之后，我发现还需要在营销上做更多的工作，因而开始了对中间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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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与微观

采访人：您此前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微观层面上的。那您的发现能否与宏观层面影响发展的因素结合起来呢？比如说总体的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货币政策等等。

Dilip Mookherjee：理想的情况是应当把微观层面的工作加总到宏观层面上。但是在现实中，不同环境区别极大，在不同的环境下的研究很难加总。当然我们应当时不时思考所做研究的宏观意义。我最近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其实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努力。我们试图看考虑到社区网络之后对经济体的总体影响，并与现存的增长理论进行对比。这样的加总工作是可行的，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实证方面，要取得能用于加总的数据，难度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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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和建议

采访人：您的研究覆盖了包括从不平等、全球化、腐败等许多的话题，那您的研究思路都从何而来呢？

Dilip Mookherjee：我通常是通过与人交谈、阅读报纸找到可研究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分权是很关键的一项，我们能看到许多有关分权的制度变化。全球化是另一个大事项。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事情。我过去曾花了10到15年时间研究森林采伐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和合作者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进行了一些长期项目，我们采访了许多家户、社区，试图度量森林采伐造成的经济损害程度，了解它发生的缘由，以及它是如何与经济增长之间交互影响的。所以我们的研究应当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

采访人：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能为博士同学提一些关于学术研究的建议吗？

Dilip Mookherjee：要有开放的思维，这是首要的一点。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找到你所关心的问题，首先这必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重要呢？不要仅仅依赖于你的老师、同学的看法做判断，要多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交谈，了解他们的看法。其次，这个问题不应是学术上已有成熟研究的问题，你应当去研究一些新问题。所以评价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有以下的两个标准：（1）是否重要：这应当是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2）如果这是已有50篇论文研究过的问题，你的目标不该是写出有关该问题的第51篇论文。你应该多去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这两个标准是在找研究问题时的重点所在。

确定了研究问题之后，再去搜集任何对你有用的工具。不要局限于简约方法或者结构性方法。先去看看能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多与问题相关者交流，对于什么样的理论模型能够适用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在你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之前，必须要先对整个问题有科学的理解。在提出政策建议之前，你至少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我所推崇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